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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第4页）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由于当时重门阀、讲郡望、崇佛教等社会风气所致，史书撰述上出现了大量的先贤传、耆旧传、高士传、高僧传，以及文人传、义士传、忠臣传、孝子传和各个名门大姓的家传等。

这些人物传记，对于反映时代风貌，开拓历史撰述领域都是很有意义的，但它们都是记一个地区、一种类型或一个家族的人物，跟《统载》这样的传记体通史有很大的不同。

《统载》这书今已不传，但它在历史撰述上对我们还是有启发的。

1933年，鲁迅先生在《准风月谈·晨凉漫记》中曾经说过：

儿时见过一本书，叫作《无双谱》，是清初人之作，取历史上极特别无二的人物，各画一像，一面题些诗，但坏人好像是没有的。

因此我后来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

，如英国嘉勒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懋生的《伟人论》那样。

[19]

这是鲁迅先生关于作一部“中国的‘人史’”

的设想。

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参考《统载》的体例和鲁迅关于“中国的‘人史’”

的设想，比较系统地选择历史上那些政治上有作为、思想上有创见、科学上有发明、文化上有建树以及在其他方面有贡献的人，写一部《中国人物通史》，一定是很有意义的。

三、编年体通史的撰述

唐代史家在编年体通史的撰述方面，成就更加突出。

萧颖士撰的编年体通史、许嵩撰的《建康实录》、马总撰的《通历》和姚康撰的《统史》是这方面成就的主要标志。

萧颖士（708—759年）是唐玄宗时期的著名文人。

在史学方面，他精于谱学，曾著《萧梁史谱》《百家类例》等书，与韦述、柳冲、孔至等，都以通晓谱学而知名。

他在史学上的另一成就是撰述了编年体通史百篇。

他认为：“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

因此，他“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

[20]

萧颖士在史书体裁上是崇编年而抑纪传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好友李华说他“尤罪子长（司马迁）不编年而为列传，后世因之，非典训也”

，是概括得很中肯的。

萧颖士对史书体裁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是一种极其明显的保守观点，这跟他在政治上主张“以中古易今世”

[21]的思想是一致的，是不足取的。

但是，应当看到，他撰述汉初至隋末800余年的编年体通史的勇气和做法，在他之前罕有其人，不失为一个壮举。

他撰述的编年体通史，在书法上也有自己的见解，如“在（曹）魏，书高贵（乡公）崩，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

’在梁，书陈受禅，曰：‘陈霸先反。

’……黜陈闰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断，诸儒不与论也”

[22]。

可见他对自己见解的自信。

萧颖士的编年体通史今已不存。

许嵩撰述的《建康实录》20卷，今存。

许嵩，两《唐书》无传，只知道他是唐肃宗时人。

关于这部书的宗旨，从许嵩《建康实录·序》中可以看出：（1）这书专记建都于建康（今南京市）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史事，故名《建康实录》；（2）这书对“土地、山川，城池、宫苑，当时制置”

[23]等有较多的记载，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本文把它作为编年体通史来看待，也是从相对的意义上考虑，它跟李延寿的《南史》《北史》一样，是通数代之史为一史的通史。

《建康实录》作为编年体史书在体裁上是有缺陷的，陈振孙说它是“编年附传，大略用实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