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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略论（第9页）

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

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

公子曰：何谓非常之人？

先生曰：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

孝文卓尔不群，迁都瀍涧，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

自非命代之才，岂能至此！

[21]

这是从民族关系上；特别是从“声教”

（这大概是今天人们所说的许多个“文化”

概念中的一个）方面高度评价了魏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并把魏孝文帝称为“非常之人”

“命代之才”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够对民族关系有这样的见解，能够对所谓“异族”

统治者作这么高的评价，不能不说是一种卓识。

3.着意于成败得失的总结。

《帝王略论》从多方面评论历代君主的贤愚、明昏，根本的一条，是着意于对历代政治统治成败、得失的分析和总结。

虞世南论秦始皇和秦朝的历史，既注重于政策的当否，又涉及有关人的才能的高下，包揽的面是很宽的——

公子曰：秦始皇起秦陇之地，蚕食列国，遂灭二周而迁九鼎，并吞天下，平一宇内，其规摹功业亦已大矣。

何为一身几殒，至子而亡乎？

先生曰：彼始皇者，弃仁义而用威力，此可以吞并而不可以守成，贻训子孙，贪暴而已。

胡亥才不如秦政，赵高智不及李斯，以暗主而御奸臣，遵始皇贪暴之迹，三载而亡，已为晚矣！

[22]

这里着重批评了秦始皇一味任用“威力”

的政策，殊不知在“守成”

时亦需要以仁义相辅；而这种政策作为贻训，又影响到秦二世的统治。

联想到贞观初年，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教化”

问题，魏徵力主教化，而封德彝则提出“秦任法律，汉杂霸道”

的先例，以致引起一场争论[23]；以及唐太宗与群臣探讨“草创与守成孰难”

的问题，引起热烈的争论[24]，可以看出虞世南的上述评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他评论的是历史，但却包含着对于未来的某种预见。

在总结历代皇朝成败得失的时候，虞世南还能够指出那些获得巨大成功的君主的失误处，绝不因其功业之大而讳言其短。

他论汉高祖刘邦是这样说的——

公子曰：汉高拨乱反正，为一代英主，可谓尽善者乎？

先生曰：汉祖起自卑微，提三尺剑以取天下，实有英雄之度量焉！

故班氏《王命论》云……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礼爱，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趋时如响赴，此其所以得天下也。

然知吕后之耶（邪）辟而不能正，爱赵王如意而不能全，身没之后，几亡社稷。

若无刘章、周勃，吕氏几代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