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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1（第9页）

“足食”

有许多切中时弊的建议，他的“经国成务之要，激切仗义之心”

[33]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极大的影响。

柳宗元、刘禹锡都是“永贞革新”

的积极参加者，这次革新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改革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特别是柳宗元的政论、史论、杂文和其他作品，都贯穿着“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

[34]的宗旨。

白居易在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写道：“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35]白居易的这种文学思想，无疑也是中唐时期的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

李吉甫当国，史称其“该洽多闻，尤精国朝故实，沿革折衷，时多称之”

；他撰的《六代略》《元和郡县图志》《元和国计簿》和《百司举要》等书，都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点，用他的话说，就是“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

[36]。

清代学者孙星衍说李吉甫主要行事“皆切时政之本务”

，所著诸书“悉经世之学”

[37]，是很中肯的。

上面所举这些事实证明，在唐代中叶，倡导并致力于经世之学者，绝非三两个人而已；经世之学，至少在地主阶级的一些有识之士中，已逐渐形成一种倾向。

而杜佑正是这种倾向在史学领域的先驱和突出代表，《通典》一书可以认为是开中国史学史上经世史学的先河。

杜佑的经世致用的主张，在《通典》一书各部分内容中都有具体的反映，兹撮述其要点如下：

（一）经济思想方面。

杜佑经济思想之最重要的方面，首先是他认为物质经济生活是一切政治措施的基础。

他在给部帙浩繁的《通典》所写得极其简短的序言中，用画龙点睛之笔勾勒出他的“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的经济思想和《通典》在编次上以“食货为之首”

的撰述意图，序言末强调了“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

，尤其显示出他对序言中所写的这些话的高度重视。

有的研究者认为：杜佑的这种认识和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基础对建筑在其上的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的决定作用”

[38]。

这种评价是并不过分的。

我们可以认为，在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上，杜佑是中国古代史家中第一个达到这种成就的人。

其次是《通典·食货典》的逻辑体系，反映出杜佑对封建社会经济各部门及其相互联系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基本上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程度。

如果说以上这两个方面主要地表现为认识上的价值的话，那么以下几个方面则反映了杜佑经济思想在实践上的意义，即：（1）谷、地、人，是从经济上达到“治政”

的三个关键。

他说：“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

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

夫地载而不弃也，一著而不迁也，国安而不动，则莫不生殖。”

[39]在杜佑看来，只要解决好粮食、土地、劳动人手这三个问题，就能达到“国用备”

“人食足”

“徭役均”

的目的，社会经济才能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