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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第4页）

的表现，但却都是有作用的。

韩愈说：“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

这仍然是天人感应论的说教。

柳宗元针对韩愈的这种说法，明确地指出：

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

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

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

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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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柳宗元看来，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是没有意志的，因而不具有赏功、罚祸的能力；功与祸都只有通过其自身去说明，希望“天”

来赏罚、给予人们同情和爱护，真是再荒谬不过了。

我们知道，天人感应论在社会实践中的主要作用，是为“君权神授”

制造理论根据。

宣扬“天”

能赏功罚祸，无非是要人们敬畏“天”

，从而敬畏“天”

所庇护的人君，承认现成的社会等级秩序和伦理秩序。

柳宗元指出“天”

是物质，不能赏功罚过，当然也不会庇护人君。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权神授的种种编造，对于人们重新认识历史和社会，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饶有兴味的是，柳、韩关于“天”

的辩难，引出了刘禹锡的《天论》3篇和柳宗元的《答刘禹锡〈天论〉书》，从而把这个讨论推向更深入的程度。

刘禹锡认为柳宗元的《天说》“非所以尽天人之际”

，因此他“作《天论》以极其辩”

。

刘禹锡《天论》在理论上的贡献是：第一，把天的作用和人的作用作了严格的区别。

他指出：“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

这就补充了柳宗元《天说》只说了“天”

而没有说“人”

的不足，同时划清了“天之能”

与“人之能”

的界限。

第二，论证了“天之能”

是自然作用，“人之能”

是社会作用，他指出：

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

阳而阜生，阴而肃杀；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而武健，老而耗眊；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