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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第5页）

阳而艺树，阴而揪敛；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斩材窾坚，液矿硎铓；义制强讦，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

通过说明“天之能”

和“人之能”

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进一步论证了“天”

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是万物“生植”

的条件，而“人”

则是按照“法制”

进行生产活动和政治活动、伦理活动的。

当然，刘禹锡把“气雄相君，力雄相长”

也看作是“天之能”

，显然是不对的；但他在这里所表达的主要思想倾向大致是不错的。

第三，试图从认识论根源上说明人们在“天人之际”

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刘禹锡结合对于社会历史的考察，认为在“法大明”

“法小弛”

“法大弛”

的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对于“天命”

的认识是不同的。

他的结论是：“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16]这就是说，“天命”

是乱世造成的；“天命”

本不存在，是人们在“是非易位”

的情况下，无法解释现实中的问题而“举归乎天”

，并不是“天”

真的能够干预人事。

刘禹锡的《天论》补充了和丰富了柳宗元的《天说》，所以柳宗元说：“其归要曰：非天预乎人也。

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

[17]。

由韩、柳的争论而引起刘、柳的切磋，把中唐时期关于“天人之际”

问题的认识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果说《天说》还只是柳宗元关于“天人相分”

的一个论纲的话，那么他为答复屈原《天问》而作的《天对》，则包含着他在这方面的极其丰富的思想和论点。

《天问》是文学作品，但它提出了有关自然和历史方面近200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国时人的思想和认识，因而在思想史和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千年以下，柳宗元首次为之作“对”

，以当时所能达到的自然知识和历史知识的水平，回答了屈原所提出的问题，其理论价值同样是很高的，在历史理论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在《天问》里，关于“天人之际”

的问题和关于远古历史的问题常常是结合在一起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