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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第10页）

“噬禽兽，咀果谷”

“合偶而居”

；而后由于对物质生活资料的争夺，而产生交争、搏斗，于是才有“强有力者出而治之”

，才有“君臣什伍之法立”

，才有“州牧四岳”

，才达到“大公之道”

；而“大公之道”

的实现，又是“非德不树”

。

可见，柳宗元在阐述人类初始生活状况和国家起源问题时，是从人类自身的历史来说明的，这里完全排除了任何“天”

与“神”

的意志和作用。

他的这些看法，包含着对于人类如何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天才的猜想”

，在古代历史理论发展上闪现出耀眼的光辉。

从世界范围来说，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

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足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

；这是就家庭史说的，如果从原始社会史来说，那是在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出版后，才“在原始历史观中”

引起了革命[28]。

这说明，整个人类对于本身初始阶段的历史的认识，确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

柳宗元在9世纪初提出的这些看法，是很难得的。

《贞符》的理论意义，是通过对于历史的考察，证明“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

，并进而证明历代皇朝的兴起“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强调人事的作用和政策的作用。

作者痛斥历史上那些“妖**嚣昏好怪之徒”

制造“诡谲阔诞”

，“用夸诬于无知氓”

，并公升反对帝王的封禅活动。

所有这些，对于揭去笼罩在历史上的神秘外衣，恢复历史的世俗面貌，启发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柳宗元关于历史进程的理论并没有只停留在这个认识上，他在《封建论》一文中进一步探对了历史变化、发展的原因，从而把他的史论又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封建论》的主旨，是作者提出“势”

这个哲学范畴作为“圣人之意”

的对立面来说明历史变化、发展的元凶。

下面是《封建论》开始的两段话，文稍长，但有必要引证：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

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

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

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