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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冕与会要（第4页）

的提法有所不同，但实质还是一样的。

直到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把《通典》《唐会要》及与之相类之书，著录于史部“政书类”

，从而明确了它们作为史书的性质。

或许是因为它们所记都是以广义的政治制度为基本内容，故名“政书”

。

值得注意的是，苏冕曾经明确地指出：“《会要》亦国史之支也。”

[16]这话讲得很确切：第一，《会要》是史书；第二，《会要》是“国史”

的一个分支，意即侧重于“国朝政事”

。

前面已经讲到，《会要》“行于时”

后，后人曾有两次续修。

这是认识《会要》面貌的重要环节，兹简述如下。

第一次续修是在晚唐宣宗时。

史载，大中七年（853年）：

崔铉等《续会要》撰成进上后，它与苏冕《会要》是什么关系呢？从《新唐书·艺文志三》类事类著录的情况来看，“苏冕《会要》四十卷”

和“《续会要》四十卷……崔铉监修”

都是各自行世的独立著作。

《宋史·艺文志六》类事类著录：“苏冕《古今国典》一百卷，又《会要》四十卷”

“崔铉《弘文馆续会要》四十卷”

，似亦可证二书的各自行世。

关于崔铉主持《续会要》的修撰，有两个具体问题，因宋人所述时有讹误并影响至今，需要在这里辨明。

第一个问题是，崔铉进书的时间。

这本不应成为问题，但因晁公武之误在先，说是“大中七年，诏崔铉等撰次德宗以来事”

，这里把献书时间误说成是下诏撰次时间；清四库馆臣又误之于后，也说是“宣宗大中七年，又诏杨绍复等次德宗以来事，为《续会要》四十卷”

云云。

这样，遂使这一讹误广为流传，以至于今[19]。

笔者注意到，近年已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20]。

其实，上引《旧唐书·宣宗本纪》和《旧唐书·崔公略传》附《崔铉传》，以及《唐会要》卷三六“修撰”

条，都记载得很明白，大中七年是崔铉等献书时间，而非诏命撰次时间。

第二个问题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崔铉撰成《续会要》是在“武宗时”

[2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崔铉撰成《续会要》是在“武宗朝”

，[22]都与《旧唐书·宣宗本纪》和《旧唐书·崔铉传》所记大中七年不符，当是误记，亦对后世有所影响[23]，应一并予以澄清。

关于后人对《会要》的第二次续修，宋人论著多有涉及，如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类书类”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典故类”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郑樵《通志·艺文略·史类》等。

其中，晁公武所记除上述失误外，比较明确地说到了各次编撰内容的断限，其文称：

《唐会要》一百卷……右皇朝王溥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