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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冕与会要（第8页）

又如：“太宗以《阴阳书》行之日久，近代以来，渐至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有司，总令修撰。”

根据唐太宗的指示，吕才及阴阳学者十余人撰《阴阳书》五十三卷并“九书行者”

四十七卷，于贞观十五年（641年）四月十六日奏上，“诏颁下之”

。

《会要》在记述此事的同时，收录了思想家吕才对种种“穿凿拘忌”

之言，从七个方面一一予以驳斥的长篇议论。

苏冕就此事发表见解说：“今世之人，正惑于此，故载吕才驳议，用矫正之，庶乎惑者少悟也。”

[32]他说的“今世之人”

，当是指他编撰《会要》时的现实情况而言。

第二，鲜明的批判意识。

高宗显庆二年（657年），黄门侍郎知吏部选事刘祥道上疏，认为“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人，是伤多也；杂色入流，不加铨简，是伤滥也”

。

这种情况，比之于每年“应须数外，常余两倍”

，而每年又都在不断增加“常者”

的人数。

因此，“望请厘革，稍清其选”

。

与此同时，中书令杜正伦也指出：“人流者多，为政之弊。”

但是“公卿以下，惮于改作，事竟不行”

。

在这一记载之下，苏冕大为感慨，他评论说：

冕每读国史，未尝不废卷叹息。

况今河西、陇右，虏盗其境。

河北、河南、关中，止计官员大数，比天宝中，三分减一；入流之人，比天宝中，三分加一。

自然须作法造令，增选加考，设格检勘，选司试能。

嗟乎！

士子三年守官，十年待选，欲吏有善称，野无遗贤，不可得也。

若比祥道所述，岂只十倍，不更弊乎！

[33]

对于这种既“多”

又“滥”

的选举制度所造成的“为政之弊”

，杜正伦、刘祥道、苏冕等都是忧心忡忡。

苏冕把刘祥道的上疏收入《会要》，说明苏冕同杜、刘的见解是相通的。

又，就玄宗天宝七载（748年）十一月，“给事中杨钊充九成宫使”

一事（原注：“其使及木炭使，并是岐州刺史勾当。

至是，钊欲移夺大权，遂兼监仓司农，出纳钱物，召募剑南健儿；两京太仓、含嘉仓出纳，召募河西、陇右健儿，催诸道租庸等使”

）[34]，苏冕发表长篇驳议，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