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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冕与会要（第9页）

这些话，从制度上深刻地揭露了唐玄宗末年，杨国忠等人专权造成政治腐败的一个方面，这同上文所引苏冕说的“三分减一”

“三分加一”

的情形一样，同属于政治制度方面的弊端。

由此可见，苏冕对于本朝的典章制度和现实政治都是十分熟悉的，从而使其所论，有入木三分之力。

又，权臣许敬宗死，因定谥号而引起朝臣的激烈争论，多数人认为许敬宗为官为人口碑甚恶，名与实爽，主张谥为“缪”

；许敬宗之孙、太子舍人许彦伯提出异议，少数人也附和其议，高宗乃“诏令尚书省集五品以上重议”

。

礼部尚书杨思敬议称：“按谥法，既过能改曰‘恭’，请谥曰‘恭’。”

高宗采纳了杨思敬的意见，为许敬宗定谥为“恭”

。

苏冕针对此事，驳曰：

宇文士及初谥为“缪”

，以在家侈纵，刘洎驳之，竟谥为“纵”

。

许敬宗初谥为“缪”

，以干国邪佞，杨思敬改之，反谥为“恭”

。

是非在于当时，名实岂凭至行！

呜呼，思敬青于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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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敬宗的官风、人品不佳，朝野尽知，苏冕不必再多加评论。

这里，他有感于初谥为“缪”

，竟然能改谥为“恭”

这样荒谬之事，嘲笑杨思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

这是因为：宇文士及的谥号由“缪”

改为“纵”

，毕竟是委婉之举；许敬宗的谥号由“缪”

改为“恭”

，却是公然的溢美，带有根本性的变化。

于是苏冕进而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是非在于当时，名实岂凭至行！”

严肃的谥法竟也成了如此轻率无常的形式，苏冕无疑是发出了“青史凭谁定是非”

的感慨了。

当然，议谥、改谥的轻率也给后世史家撰写信史，增添了许多障碍。

第三，关于掌故和纠谬。

苏冕是熟悉本朝政事掌故的学者，故其论议中常有关于掌故的说明，并对一些讹误的说法予以纠正。

例如：苏冕指出，朝廷在官制方面，有所谓“同中书门下三品”

的名称，但在实行过程中，往往出现重大乖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