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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时势事理（第5页）

“时势”

作为历史变化的动因来看待的，这是古代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

然而王夫之并不仅仅停留在这里。

他自谓《读通鉴论》，是“刻志兢兢，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

[9]。

所谓“求顺于理”

的“理”

，是关于历史变化原因的另一历史理论范畴。

在王夫之看来，所谓“理”

，就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

[10]，以今义释之，“理”

是事物变化之内在的法则或规律。

王夫之说的“物”

与“事”

，不限于历史，但无疑包含了历史。

因此，这种“事之所以然”

亦即事理，是对历史变化原因的更高层次的理论概括。

柳宗元通过对人类“初始”

社会的描述，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说明“势”

“时势”

是人们可以感受到、“捕捉”

到的。

而“理”

“事理”

则不然，它是内在的和抽象的，但又不是不可认识的。

王夫之说：“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

，“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

[11]。

“势”

之必然为“势”

者，便是“理”

；“理”

与“势”

是一致的。

从王夫之所解释的“势”

同“理”

的关系来看，“势”

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