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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第4页）

相对而言的。

在中国史学上，历来还有同“正史”

相对而言的“野史”

。

南朝梁人阮孝绪著有《正史削繁》，其后《隋书·经籍志》史部有“正史篇”

居群史之首，而刘知幾《史通》则有《古今正史》篇，于是“正史”

说法相沿成习，其含义多据《隋志》，即指纪传体通史和皇朝史。

至清代，则专指“二十四史”

。

唐人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

[13]，这说明此前已有“野史”

之说。

陆龟蒙同时代人沙仲穆撰有《大和野史》，“起自大和，终于龙纪”

[14]。

两宋以后，“野史”

之说流行，至明代而大盛。

野史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一般限于闻见，且多委巷之说；四是记事较少忌讳。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四有“野史不可信”

条，作者根据魏泰《东轩录》所记宋真宗朝事一条年代有误，沈括《梦溪笔谈》记真宗朝事一条年代不符，一条以玉带为“比玉”

与事实不合，而做如下结论：“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及好事者缘饰，故类多失实，虽前辈不能免，而士大夫颇信之。

姑摭真宗朝三事于左。”

洪迈的论断大致是正确的，但他把这一条“随笔”

名之曰“野史不可信”

，便在方法论上从正确走向了偏颇。

野史杂说的产生，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

尽管历代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而其基本原因则是相通的。

《隋书·经籍志》“杂史”

小序说：

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

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

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

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

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

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

[15]

这些看法，虽是就“杂史”

提出来的，然其论“史官失其常守”

，而博达之士“各记闻见，以备遗亡”

这一社会历史原因，其论“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

这一评论的方法论要求，是可以用来认真对待“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