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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史学学术史的撰述方式1（第5页）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一个讨论了数十年而无定论的问题，但其发展趋势已稍有显现。

何兹全先生的见解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见解，他在“对话”

中把自己的见解概括得十分清楚，因而十分重要。

第二，在“对话”

中，因语境的融洽或心境的提升，史学家对自身学术思想做总结性的表述，成为对话最重要的学术价值之一。

如当该书作者同何兹全先生谈及“史学思想方面的问题”

时，何兹全先生引用他过去写的文字说道：

2000年，我在《中国专家学者辞典》入选者自撰辞条里对我大半生的史学思想曾经有过一个概述：在历史研究中，我的特点是：（一）能抓大问题。

我研究的题目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和反映时代面貌的大问题。

（二）我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重材料，重考证，重把问题本身考订清楚。

我受有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更受有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训练。

我重视从宏观、微观看问题，从发展上看问题，从全面看问题，形成我宏观、微观并重，理论、材料并重的学术风格。

如果要自我评估一下我的史学道路和成就，可以概括说：我欣赏在创始性、突破性和开拓新领域（如对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方面有成就。

[12]

这表明，何兹全先生在“对话”

中“确认”

自己过去所说的话，而人们读了上面这段话，对何兹全先生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学术旨趣自然会形成一个初步的印象。

第三，在“对话”

中，一个不可绕开的问题即史学家的师承关系，而这个问题乃是学术史的重要问题。

齐世荣教授对师承关系尤为重视，他同该书的作者有过一段这样的“对话”

——

问：我首先想问的也许不是新问题，就是师承关系问题，但还是要从这里开始。

您曾多次谈到您的老师对您的影响，说您的老师大都是学贯中西，成就卓著，还有几位堪称一代宗师。

由于您受过名师的指点，见过世面，知道学问的门径，可以以大师为榜样去引导下一代。

我想这一点很重要，您可以具体的谈一下他们对您的影响吗？

齐：我的许多位老师确实都是这样的学贯中西的学者。

我是1945年在成都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的，1946年回到北京。

当时，齐思和先生讲两门课，一门是战国史，一门是西洋现代史，我都听了。

这就是一中一西，一古一今。

这两门课都引起了我的兴趣。

另一位是翁独健先生，他是元史专家，但还开一门远东史的课，我听过这门课。

我在燕京大学读了两年。

1947年我上大三的时候，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又读了两年。

在清华对我影响最大的有雷海宗、邵循正、周一良等先生。

雷先生在中国史方面教中国通史、商周史、秦汉史，在外国史方面教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

我听邵循正先生讲的是中国近代史，但他对西方的学术也非常熟悉，特别专长于中国近代史中的外交史部分。

我听周一良先生讲的课是日本史，但他本来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十分有成就，也是中西兼通的。

至于当时最有名望的陈寅恪先生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