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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第2页）

此谓求之公。

书不存于秘府而出于民间者甚多，如漳州吴氏，其家甚微，其官甚卑，然一生文字间，至老不休，故所得之书多蓬山所无者。

兼藏书之家例有两目录，所以示人者未尝载异书，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此谓求之私。

乡人李氏曾守和州，其家或有沈氏之书，前年所进褚方回《清慎帖》，蒙赐百匹两，此则沈家旧物也。

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4]，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官守，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此谓因人以求。

胡旦作《演圣通论》，余靖作《三史刊误》。

此等书卷帙虽多，然流行于一时，实近代之所作。

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此谓因代以求。

本文节选自《通志·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南宋）郑樵著。

万安伦、李仪据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史部《通志》卷七十一点校。

【导读】

郑樵（1104—1162），字渔仲，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又称夹漈先生。

宋代史学家、目录学家。

《通志》被中国传统史学归入典章制度的政书，列为三通之一，但《通志》又被当代称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中国通史。

全书200卷，有帝纪18卷、皇后列传2卷、年谱4卷、略51卷、列传125卷。

郑樵一生不应科举，勤于著述，曾几次献书。

《通志》为纪传体，但把年表改称年谱，把志改称略，保存了《晋书》的载记部分。

其中，总序和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

除礼、器服、选举、刑等略外，其余各略都有新意，例如《校雠略》《金石略》都跟出版有关。

《通志》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元至治元年（1321）摹印元大德本，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为现今流行的版本。

郑樵《通志》的编纂，不仅在实践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形式，而且对我国古代编辑出版理论体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第一，提出了“类例”

并阐释了其作用。

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指出：“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为类例之不分也”

。

“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

类例不患多，患处多之无术耳”

。

他十分重视类例对于中国文化源流的分辨、学者的学习研究以及对保存古代文化典籍的重要意义。

他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其先后本末具在。”

“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

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郑樵关于“类例”

概念的提出，是编修书目过程中的重要方法，扩充了我国古代编辑出版学理论。

第二，提出了收书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