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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第3页）

《通志》以前，诸史之艺文志均是记一代藏书之盛，都是根据当时官方收藏的书目汇编而成，民间藏书以及亡佚之书没有机会步入史册。

为了达到考辨学术源流的目的，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专门作《编次必记亡书论》《书有名亡实不亡论》《收书之多论》等九篇，提出了史志要遵守“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

的收书原则。

他认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

，已有的典藏书籍固然重要，也要重视亡佚的、失散的图书，这是历史更重要的部分。

因此必须“通录图书之有无”

。

“记无”

的作用有两点：首先有利于专门的学科书目完备，便于学者考辨源流；其次，便于后人根据书目所记而求得亡书。

关于“记有”

，郑樵认为，一代之书，如不及时著录，不仅专门之学不完备，而且现有之书也可能亡佚。

他在《编次失书论》中指出：“书之易亡，亦由校雕之人失职故也。

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总之，关于编辑出版应“通录图书之有无”

，关系学术的盛衰和书籍的存亡，是中国古代学者从未做过的。

郑樵主张通录古今，存佚皆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完整地保存历史文化著录的作用。

他提出的收书原则，是古代史志编辑工作的指南，甚至影响了现代的收书工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三，提出了编录图书的方法原则。

郑樵认真总结了前人编录图书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结合自己的编辑实践，提出了超乎前人的编录规则和方法：首先要区分异同，一类之书应集中一起，不得分散，反之，不同类的书不能合为一类。

同时还要避免一书入两类，一书散见入各类或者该入此而入彼的差错。

其次，同类书编排要有次序。

他批评了《唐志》“浑而杂出”

的编排方法，认为应按成书先后，或整部或单篇的次序来编排，朝代之书按朝代编排，非朝代之书则以类聚。

再次，编辑人员要有专长，能久任，一丝不苟，认真校勘。

郑樵指出：“编书之家，多有苟且，有见名不见书者，有看前不看后者”

。

因而编次之时，归错类别，有的则一书重复出现，甚至在一类中两出。

他认为《隋志》编得最好，但重出者甚多。

这都是编辑出版人员“不校勘之过也”

。

他认为，书的质量好坏，关乎编辑出版人员的素质和责任心，因此他指出“校书之任不可以不专”

，并且要久任不变，“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

。

最后，要以人类书，不要以书类人。

郑樵在《校讎略》中专作《不类书而类人论》，批评《唐志》以书类人，把一人的不同类著作记于该人名下的做法，认为这样不类书而类人，会使学术流派不清。

第四，总结了搜集图书资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