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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第4页）

搜集遗文故册、图书资料，是古代编辑出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汉惠帝时“除挟书令”

后，汉武帝又令各地献书，但是司马迁深感资料不足，故遍游名山大川而搜访之。

以后封建王朝虽然多次在全国范围内搜求遗书，学者们却很少关注亡书的收集和求取。

郑樵身处民间，以个人之力编纂大型图书，对搜访图书对编辑工作的重要性深有体会。

因此他在文中反复强调政府遣使搜访图书的必要性，认为政府不仅要搜集和保存古书，也要收录当代的新书，以免日后亡佚。

他说“观国家向日文物全盛之时，犹有遗书，民间所有，秘府所无者甚多，是求之道未至耳”

。

第五，提出了辑佚的理论原则。

我国古代书籍甚多，然亡佚者亦多。

郑樵具体分析了亡书的各种情况，写了《书有名亡实不亡论》，提出辑佚的理论原则。

他认为，有的书虽然亡佚了，但可以从其他书中得以找见，因为该书的内容有可能保存在其他书籍之中，例如“唐人小说多见于语林”

“近代小说多见于集说”

，汉魏吴晋鼓吹曲虽亡，可以从乐府中求之。

唐列圣实录虽亡，可取诸唐实录。

郑樵在文中提到的辑佚方法和原则是我国辑佚工作的重要指南，影响了后世对亡佚图书的搜集和查找。

后来的目录学家或其他学者，或整理文献，录出资料，恢复旧书；或采摘诸史，编辑新书，无不受益于郑樵的辑佚理论。

郑樵《通志》对于编辑出版业具有重要意义，它用详细的篇幅记录了古代的编辑出版工作。

他“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

，其富有创造性的编辑出版方法丰富了我国古代的编辑出版的内容和方法。

而其对编辑工作的精辟议论、独到见解，则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编辑出版理论，对于后来图书的编纂出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郑樵立志读遍古今书，一生不应科举，与其兄郑厚到处借书求读，深感求书之不易，因此他根据自己“十年搜访图书”

的经验，总结出了一些有效果和有价值的求书方法，并对各种方法作了详细论述。

他的“求书八法”

体现了其正本源、求实效的作风，这一原则不仅被后代藏书家奉为圭臬，而且为以后图书的搜访和大型图书的编纂出版工作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李仪）

[1]灵台郎：官名。

汉太史令属官有灵台丞，掌候日月星气。

自魏至清置否，史载不详。

唐司天台属官有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官灵台郎各一人，秩均正七品下，总称五官灵台郎，掌观测天象。

[2]太常：中国古代朝廷掌宗庙礼仪之官，即唐虞的秩宗、周朝的宗伯、秦朝的奉常。

[3]释氏：释迦牟尼的略称，又为佛教之意。

[4]监司：监察州县之权的地方长官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