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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读 资治通鉴序（第2页）

改革，在政治军事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在雕版印刷以及造纸术改进的基础上，推动史书的编撰，曾授意司马光为首的一批儒者集体编修《资治通鉴》，并在其成书后，为该书赐名并作序。

《资治通鉴》核心编者司马光（1019—1086），是宋仁宗时的进士，宋英宗时的龙图阁直学士。

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判西京御史台。

在此之后十余年，主要专注于编修《资治通鉴》。

该书的编修是各方机缘推动的结果。

《史记》之后，很多历史著述都是断代史。

汉代至宋代千年历史，其间不少纪传体正史，为了廓清其中的历史脉络，急需一部简明的编年体通史以供统治者借鉴。

也正是在此思想根源下，司马迁开始着眼于这1362年间的历史，用294卷来展示编者的意图和政治意向。

早在宋英宗时期，司马光就曾依照《左传》体例，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秦二世两百多年间的历史编成《通志》八卷，献于宋英宗。

英宗较为赞赏，下令设立机构，授意司马光继续史籍编撰。

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延续自己的工作，将新完成的《通志》呈给神宗，神宗虽然很满意，但是认为《通志》名称不是很好，于是在“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的编辑出版思想下，将书更名为《资治通鉴》。

此后，司马光在擅长两汉历史的刘攽、专注于三国至南北朝历史的刘恕、精通唐和五代历史的范祖禹等儒者的协助下，借鉴参照十七史的精要，兼收并蓄各种史料和思想，全情投入该书编修，直到元丰七年（1084）才全部定稿，前后历时近二十年。

这种众人集体修史的方式，要推及唐代的史馆制度，它是历史编撰学的发展，也是宋代学术繁荣的表现形式。

对于这种方式，刘知幾认为存在不少问题[10]，比如编修官过多，意见不一；史官责任不明，浪费时间。

而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各个史官工作各有侧重，自身又能统筹规划各个环节，并制定编修的步骤方略：收集史料，作丛目；对丛目史料进行整理、取舍、考证、修订，作为附注，也就是长编；司马光本人就长编所载史事，进行考订、删减、润色，写成定稿。

以上成书环节，也就是《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叙中提到的“先为长编，后为考异”

，最终写成“绝作”

。

司马光修史时48岁，而定稿时已经66岁，可以说《资治通鉴》是穷极了编者大量心血的出版珍品。

选文以帝王视角，阐发了《资治通鉴》编修的历史渊源和意图旨归。

开篇以《诗》《书》《春秋》这样的典籍为切入点，引出编书的意图“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

。

梁启超在谈到《资治通鉴》著书本意时，认为“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知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阕。

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

[11]。

且不论该书是否为皇帝教科书，单就其宏阔的视野与丰富的史料内容，也足以“垂鉴戒于后世”

。

选文还提到司马迁编修史书时借鉴了《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前人著述，纵横驰骋千余载，成为后代编修历史等学者奉为圭臬之体例。

正是因为司马光判断是非与圣人相类，褒贬恰当，也被称为优秀的史家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