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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出版法（第4页）

第四章从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了出版品不得登载的内容。

第五章为行政处分。

从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六条规定了违法行为及违法人应受到的行政处分，行政处罚的主体包括省政府、市政府、内政部，行政处罚的方式包括纠正警告、停止发行、扣押出版品等。

第六章为罚则。

在这一部分当中，法律条文逐一规定了对各项违法行为及违法人的处罚方式，包括禁止发行、罚金、有期徒刑和拘役等。

政治意图上，《出版法》特别强调国民党党义、党务事项，体现了该法浓厚的“党治”

色彩，并将“三民主义”

作为规范的标准，实行思想专制。

在第二章对于新闻纸及杂志申请登记的说明中规定新闻纸及杂志在申请登记时应书面陈明的内容，除包括一些基本事项外，还包括有无关于党义、党务或政治事项的登载。

在第四章出版品登载事项限制里，明确规定了出版品不得登载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的内容，违者将受到有期徒刑、拘役、罚款等严重的惩罚。

“《出版法》条文中将党义、党务事项加以特别强调，是该法的独有之处。”

[2]

《出版法》多处用语模糊，界定不够明确，实际操作性不强，为执法者留有较大的解释空间。

《出版法》第四章规定，出版品不得登载的内容包括“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者；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妨害善良风俗者”

，“战时或遇有变乱及其他特殊必要时得依国民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关于军事或外交事项之登载”

。

“意图”

二字属于思想范畴，思想范畴是飘忽无形、无法判定的。

在实际操作中，势必会给执法者以相当大的权力任由他们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随意做出判断。

除此以外，该法对于军事及外交事项的禁载规定中，规定了禁止登载军事及外交事项的特殊情况，“及其他特殊要求”

这几个字并没有明确说明何种情况构成特殊要求，目的是给国民政府留有余地，以备不时之需。

《出版法》宽松条文的背后实质上是国民党政府意图管制新闻出版事业的目的。

《出版法》采取的是较为宽松的注册登记制，表面上看对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采取的是扶植的态度，报刊的数量也确实有所增加，但是《出版法》对新闻出版自由的限制多过保护，采取的是重在限制的管制办法。

它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理解，仅限于有利于国民政府统治的新闻出版自由，仅限于符合国民政府需要的新闻出版自由，仅限于国民政府的新闻出版自由，而不是真正的新闻出版自由。

虽然当时新闻报刊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内容却多为无关痛痒的言论，对于新闻出版事业的健全发展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

从《出版法》的制定过程来看，该法在制定的过程中虽然一再强调是为“保障出版自由，防止不正当出版品之流行”

而展开的立法活动，但是在具体的制定过程中，并没有针对该法所拟条文在社会上广泛征求意见，展开详尽的讨论，主要立法委员中也没有来自新闻界、出版界的代表。

这就意味着该法只能代表国民党政府的利益，而不可能照顾到各方的共同利益，该法的制定是代表国民政府的意愿而为的。

但从客观上讲，在《出版法》宽松的办报条件下，民国报纸的数量出现增长的局面。

由于《出版法》的制定，明文规定了报刊的创办条件，实质上也就为创办新闻出版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与保障，因此，该法的颁布与实施客观上促进了新闻出版报纸刊物数量上的增加。

而报纸数量的增加势必会使新闻出版物成为社会中日常所见之物，促使人们逐渐将报纸杂志等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们养成读报读刊的习惯。

同时，报刊数量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各个报刊的竞争意识，由于报刊的增多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因此为争取读者，报刊之间形成竞争，促使报刊在内容质量上更加用心。

其次，《出版法》对不健康内容的规范发挥了作用，促进了新闻出版界职业道德的确立和发展。

（崔潇宇）

[1]丁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版法〉研究》，9～10页，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4。

[2]虞文俊、黄萃：《1930年〈出版法〉评析》，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