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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书籍材料与形式的变革1（第2页）

这类多层板，尚有实物存世，简朴无华，涂过蜡，或刷过粉，而且显然它们大多是用于学校练习，就像19世纪的石板那样，所涂蜡使之易于擦除。

它们通常也用作短的信笺，收信人将其回信写在反复使用的蜡上，再交回发信人。

如果所用写字板多于一个，则用带子或者皮条将其扎在一起，还可以用丝线封固加印，以防窥看。

所有这些，为采用皮纸材料和册子形制（或者说图书的现代折叠形制）铺平了道路；可是，从什么时候起皮纸开始大量用于文学图书的生产，早期的帕伽马抄本究竟是卷子形式还是册子形式，这些都还很难说。

不过，正如我们已经从普林尼的书中所看到的那样，有一些证据表明，在1世纪末年，它已经广为人知，尽管还远不能说取代纸草。

……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一直到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纸草卷子仍然是标准的、主流的图书形式。

现在再说纸草册子的故事，亦即将册子形制施之于纸草材料的情况。

一直到最近，这一方面都是鲜有证据。

在埃及出土的纸草里面有一些实例，虽相对嫌少，但却足以证明曾有册子形制的纸草写本存在的事实。

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时代较晚，还有几个是科普特[10]作品。

其中最重要的是米南德四部戏剧的写本，是G.勒菲弗[11]1905年在孔伊希高发现的，其时代大概可以确定为5世纪。

其他大一些的希腊文纸草册子有海德堡的《小先知书》（Mis），时间是7世纪；一本精心缮写的亚历山大城主教圣西里尔的《论崇拜》（DeAdoratione），一部分在都柏林，一部分在巴黎，时间也是7世纪；几本魔法书，分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时间是4世纪；奥克西林库斯出土的卡利马库斯的《起源》（Aetia）和《短长格诗》（Iambi）的七叶，时间是4世纪末；还有几本是荷马作品的某些部分。

除了西里尔那一例之外，它们都是图书生产中的次品，潦草地写在粗劣的纸草上，反映出在那个历史阶段纸草在图书行业中已确然处于次于皮纸的位置。

其中最早的是一个荷马写本，《伊利亚特》ⅱ—ⅳ，藏于大英博物馆（B.M.pap.126），时间显然是3世纪。

每叶只写了一面，似乎那写工还不太谙熟册子抄写技巧，没有意识到其可以两面抄写的优点。

另外还有不少小的残片，都不早于3世纪，从它们两面抄写的文本布局，可以看出是册子的残片。

随着越来越多实物的发现，人们逐渐注意到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纸草册子，尤其是早期的纸草册子，其内容绝大部分关乎基督教。

其中有许多是《圣经》的残卷，还有著名的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书《耶稣语录》（SayingsofJesus）。

统计显示，异教图书和基督教图书在卷子形式和册子形式的比例上有巨大差别。

对迄于1926年在奥克西林库斯发现的所有古写本进行调查，结果如下：3世纪之前，未见册子形式。

3世纪，106个异教文学写本中，100个是卷子，只有6个是册子；而在同时期的17个基督教文学写本中，只有7个是卷子，纸草册子则有8个，还有2个是皮纸册子。

4世纪，异教文学图书的产出数量骤降。

只有14个写本属于此类，其中6个是卷子，3个是纸草册子，5个是皮纸册子。

这一时期基督教图书已成大宗，总共有36本，除了一个是小学生练习、一个是抄在李维史纲背面的《希伯来书》这两个是例外以外，其余都是册子形式。

在这34个册子中，21个是纸草册子，13个是皮纸册子。

在埃及，纸草依然是主流，但是卷子形式已几乎绝迹，而皮纸则越来越流行。

5世纪，有25个异教写本，其中卷子形式只有4个，而纸草册子17个，皮纸册子4个；在21个基督教写本中，4个卷子，7个纸草册子，10个皮纸册子。

六世纪产自奥克西林库斯的文学文本迄今少见。

6个异教写本中，2个卷子，3个纸草册子，1个皮纸册子；而8个基督教写本中，2个卷子，5个纸草册子，1个皮纸册子。

从这些数字所得出的结论，也得到了其他地方考古发现的印证（尽管它们的数字还没有列成表格）；显而易见的是，在3世纪，还有4世纪（程度略减），异教图书中，卷子形式占绝大多数，而在基督教图书中，册子形式已占据多数，并不断增长。

因而认为基督教在发展册页形式图书制作工艺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是恰如其分的；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如前文所说，最初有那么一段时间，皮纸被认为是制作图书的次级材料。

基督教是贫困人群，而且时不时受到迫害，他们不大可能常常雇得起最好的职业写工。

故而纸草册子的肇源似乎就在3世纪，主要流行于基督教人群。

…………

补充的这些新的资料，使前述结论的证据数量得到很大的增加，使这些结论得到充分的印证、拓展并且在某些方面得到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