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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书籍材料与形式的变革1（第1页）

【选文】书籍材料与形式的变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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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F.G.凯尼恩

这一章的主题是，图书的基本材质从纸草向皮纸的嬗替，以及它们的形制从卷轴向册页的嬗替。

这两个过程并肩而行，并涵括了一种中间形态的图书种类——纸草册子——其形制已改，但材质没变。

这一现象历时并不长久，但正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它对于基督教文献，特别是《圣经》，有着特殊的意义。

不妨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从材质的变化开始讲起。

对于动物的皮革的使用（指经过鞣制的皮，或者说熟皮），前面已经提及。

犊皮纸，或者帕伽马皮纸，也是一种用皮革做成的材料，但是制作工艺不同，故而结果也大不一样。

通常是用牛、绵羊以及山羊的皮，而且特别是用这些动物的幼仔——牛犊和羊羔——的皮。

用猪和驴的皮做成的皮纸较为粗糙，不过用得不多。

另一方面，有一些非常精良的皮纸，譬如用来写成著名的梵蒂冈写本和西奈写本的那些皮纸，据说是用羚羊皮做成的；不过，尽管提申多夫[2]的这个说法经常被人引述，但就我所知，却从来没有被证实。

这些皮革经过仔细的清洗和刮擦以除其毛，碾以浮石使之光滑，然后涂以白垩。

最终制成一种用来书写受墨的材料，颜色几乎为白，极为耐久，品质更佳，精美绝伦。

皮纸的两面仍有一些分别，原来有毛的那面一般略黯一些，不过受墨更好。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可以称得上是尤曼尼斯时代的或者帕伽马图书馆的皮纸。

不过，有两个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

一是1909年在库尔德斯坦的艾弗罗曼出土的两个皮纸文件[7]，所载日期相当于公元前88年和公元前22年；二是1923年F.屈蒙教授在对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杜拉（萨拉黑耶）罗马要塞遗址进行发掘的过程中又出土了几个皮纸文件[8]，其中一件提到了塞琉西帝国纪年的117年和123年，相当于公元前190—前189年和公元前196—前195年。

出土的皮纸品质很好，上面的书写并不劣于，或者说在风格上与同时期的埃及纸草文献上的书写并无明显不同。

即此可知，这些文件的年代大概相当于尤曼尼斯二世统治的初期，其地距离帕伽马非常遥远，故而其对这种材料的使用不可能是尤曼尼斯举措的结果。

显然，尤曼尼斯所做的，只是将已然存在的这种书写材料用于抄制文学图书而已。

不过，就整个图书制作行业而言，并不能说皮纸一下子就取得了和纸草相抗衡的地位。

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至少直到公元1世纪末，所有罗马文学中的相关记述，都明确地指向纸草。

普林尼的话（写于公元1世纪下半叶）的言下之意是，帕伽马对于皮纸的使用，只是一种困难时期的紧急措施，他绝不会将皮纸与纸草等量齐观，他认为后者乃是人类文明和历史的基本器官。

的确，他是用了一个差相仿佛的措辞来指称皮纸（posteapromiscuepatuitususrei，quaortalitashominum），这意味着，皮纸在一世纪时已广为使用；但是他的外甥关于他那双面书写共有166卷之巨的摘抄的记述似乎表明，他自己是写在卷子上的，而且他显然是把纸草当成更为重要的书写材料，值得他认真地全面描述[9]。

在图书世界里皮纸也许已经占据了第二把交椅，但是其主要用途似乎是笔记簿，无疑广泛使用于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最终则付诸纸草，缮写发行。

关于这些笔记簿，有一句话是必须要说的，因为它们对于册子形式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关于使用笔记簿（tabellae，pugillares）的记述时见载籍。

笔记簿可以随身携带，用于随时的笔记或者作诗的草稿。

一般而言，笔记簿是木制的，涂以蜡，用铁笔刻写，或者刷以粉，用墨水书写。

马提雅尔提到过用作笔记簿的几种不同的材料：雪松木、象牙以及皮纸（membrana），不过这些都是讲究的礼物，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通常所用的写字板是上蜡的。

他还提到将多个写字板结合在一起做成一个笔记簿的情形（三片，五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