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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1页）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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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学习史学名著，提高治身治世的自觉能力。

这个问题要进一步说明，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主要的关结或者主要的落脚点在什么地方。

这里说的是要提高治身治世的能力，治身就是自我修养，治世是参与社会活动，要说得高一点，就是参与社会管理，参与治国安邦，提高这方面的自觉认识和能力。

古代史学家反复阐述，以各种各样的道理来说明，史学对于人生修养，虽然表现各不相同，但是我们可以概括成治身治世两个方面。

这并不是我提出来的，这是王夫之提出来的。

明清之际大史学家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面提到这个问题，他在解释《资治通鉴》这部书的书名的时候，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概括的解释，“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

[5]，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而没有穷尽，鉴之也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只要能真正用它作为一种借鉴的话，治身治世，肆应而无穷。

它所包含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是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评价，这里要强调的是，王夫之从治身治世的要求来看，史学对于修养可以提供用之不尽的资源。

我想《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书太大了，那么大一本书还有注解，读起来确实很费劲，但是我们可以选读，尤其是读书后面的四篇绪论，古人写书序在后面不在前面。

史学家在这方面的认识，我们可以追溯到司马迁对《春秋》的解释，他说《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

，“《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

[6]，春秋讲是非，重褒贬，人们学习《春秋》，会懂得很多道理。

还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是道德规范。

那么从今天来看，这些论点都是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一个原则出发的，从那个时候的伦理标准、伦理原则出发，我们能够理解，这在今天当然不可取。

但是，它的内核是阐述了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任何人毫不例外，也就是说《春秋》中所蕴含的道义、礼义原则是对当时所有人都有教育意义的。

司马迁的这个认识对后世的史学发展大有影响。

关于治身治世，中国历代的史学家有许多解释，这里我们再举元代史学家胡三省的说法为例。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流传到了元朝的时候，有一位史学家叫作胡三省给《资治通鉴》作注，今天我们读的《通鉴注》，文中那个双行小字，就是胡三省注的。

他对于人君人臣人子，讲到这些关系的时候，他指出了人们在六个方面即自治、防乱、事君、治民、谋身、做事的重要。

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用来对治身、治世加以理解，这和王夫之所说的相类似。

当然对于政治人物来讲，更重要的还是事君和治民，对上是事君，对下是治民，作为政治人物来讲，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事君也好，治民也好，这是一种政治修养，这种政治修养也是人生修养的表现之一。

胡三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不赞成当时一个很流行的说法，一种从南宋以来就很流行的说法，这种说法就是在经和史的关系上，经书和史书的重要性上，有一种说法，说是经以载道，经书里面的道讲大道；史以记事，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而已，史书中没有道，它只是记一些事情罢了。

那胡三省就讲，“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

，认为处处有“道”

，它分散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之中，人们从事情的得失成败中，可以知道万世无弊，事情成功也好，失败也好，这里面都包含着道理，这个法则是不会改变的，“史可少欤！”

难道我们可以不要史学吗？这是胡三省为历史学做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