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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学有什么用 中国史家的理论（第2页）

，也是从一个方面指出了史家所做的工作对于后世的人们的人生修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像这样的认识，中国古代史家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许多见解，显示出中国古代史学在关乎人生修养方面有丰厚的积累。

（二）史家对历史人物的透视和评价及其启示

社会历史进程是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实现的；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

因此，广义地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8]。

从根本上看，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不能不写人：写人的品质、思想，写人的行为、活动，写人的价值，因而也就要写到对人的评价。

而人，又都是具体的人，是同他人、同社会相联系的具体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史学家的笔下，总是涌动着芸芸众生，总是有谈不尽的千古风流人物。

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史学有非常明显的特点而在世界史学史上独放异彩。

这是因为，以写大量历史人物为特色的纪传体史书，在几种主要体裁的史书中居于核心的位置；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就是最早具有这种自觉意识的史家，即把写人作为撰写历史著作的重要内容来看待。

司马谈临终前嘱咐司马迁说：“今汉兴，海内一统。

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

汝其念哉！”

他说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主要是从政治上着眼的，但无疑也都以人生修养为前提，其中当然也有道德评判的含义。

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他在《史记》中，以本纪记历代帝王事迹，以世家记君主们的“辅拂股肱之臣”

，以列传记“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

[9]的社会各阶层人物，描绘出了一幅幅人物荟萃的历史长卷。

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人本主义传统，至此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撰述上奠定了基础。

先秦儒学中以人学为核心的精神，在司马迁的史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也可以看作司马迁倡言“成一家之言”

的一个重要表现。

中国古代史家写出历史上的芸芸众生、万千人物，并不是无序的堆砌，而是有序的组合，反映了史学家对人的透视和评价。

以“二十四史”

为例，它们的列传，大致可以划分为杂传和类传：杂传是以一人为传，或以事迹相关联者合传；类传是以同类之人合传的，有的也以民族、藩镇、外国列于类传。

从中大致可以理出三个序列的头绪来：一是角色序列，二是事功序列，三是道德序列。

杂传主要反映历史人物的事功；类传中的大部分是反映历史人物各具特色的社会角色，如《史记》中的儒林、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传；另外一部分则可归于道德序列，如循吏、酷吏、俊幸等传。

《汉书》以下，类传名目多有损益，但基本格局不变。

当然，这三个序列并不是在实质上可以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以事功入史的历史人物，无疑也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也都应受到道德尺度的衡量；以角色入史的历史人物，也会受到社会和历史对他们的功过与道德的评判；而一定的道德的体现者，归根到底，也在扮演着某种社会角色。

只有我们既注意到这种外在的划分，又注意到它们的内在联系，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史学家笔下的万千人物原是一个有序的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家在写历史人物的时候，既按照一定的序列让他们各自“归队”

，并对他们采取严肃的批判态度，即使是帝王也不例外；同时，史学家也往往对他所写的历史人物倾注着自己的感情，哪怕是鸡鸣狗盗之徒也是如此。

大凡出色的史学家，都是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把历史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再现”

在读史者的面前，可听其言，可观其行，以致产生“诫世”

和“示后”

的社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