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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1（第4页）

我姑且结合自己的感受讲几种情况，算是抛砖引玉吧。

第一种情况是前人未曾提到过且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我想结合我自己来说。

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又回来再做研究。

当时我已经四十岁了。

我的专业是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史从哪里研究起呢？经过一年多的思考、调查，最后决定研究唐代史学。

为什么研究唐代史学？我在做学术调查的过程中就发现，唐代的史学以往研究得很少，关于刘知幾有几篇文章，关于杜佑有几篇文章，其他文章就很少了。

可是唐代有近300年历史，唐代是一个盛大的时代，那是一个地位非常高的时代，唐代的散文，唐代的诗歌，难道唐代的史学就只有刘知幾和杜佑吗？当然不是。

我心里想，这基本上是一片“荒地”

，我可以去拓荒啊。

四十岁是一个什么概念？“不惑之年”

啊！

我们现在来看，举目望去，四十岁的博导为数较多，三十岁的博导也不少。

人生是四十而不惑，我当时不仅有惑，学术上更是大惑不解。

在这种情况下，确定研究唐代史学，下定决心，破釜沉舟。

破釜沉舟是什么意思？就是下定决心，不留退路。

没有时间改变，义无反顾。

这是第一种情况，就是前人不曾提到过的且当时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的《唐代史学论稿》的自序，我在自序里写了这些心里话。

第二种情况是前人提到过但论说不够全面、不够深刻，进而我们可以提出新的研究，并提出新的见解。

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看作创新。

举个例子，杜佑这个唐代大史学家写的《通典》，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成书，是我国第一部制度史书。

他在这里面提到很多论点，其中一个论点提到，人们都说，夷狄很野蛮而中华很文明。

他说这观点不对，他说古时候中华和夷狄一样落后，一样野蛮，原话是“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

，那么后来为什么不同呢？因为中华是华夏族，他所处的地理环境比较好，因此不断产生一些圣人，圣人出来后不断改革遗风陋俗。

而夷狄都处在边远地区，地理条件差，难得出圣人，所以他的陋习保存到今天。

这个观点听起来不大对，但是它有对的地方，就是地理环境和民族地区发展有极大关系。

在他那个时代，杜佑这样来解释民族之间的发展和差别，是很了不起的见解。

这是杜佑的创见，但是他没有展开来说。

我读到这段话很兴奋，后来在他的论点的基础上展开来说，就把杜佑的观点发挥开了，一是称赞杜佑的民族观，一是以现在的地理环境与民族发展的理论来评价历史上的民族状况。

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是也有些创新的意义呢？

第三个情况是前人虽然涉及过但结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起而为之纠正，这应该也是创见。

这种情况相对地说要少一些。

因为我们要完全推翻前人的论点是不容易的。

再说在我们之前也有人推翻过了。

我这里举两个不是特别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

我刚才反复讲到了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他的《史通》这部书很了不起，是第一部成体系的史学批评著作，产生在710年，8世纪初。

刘知幾这个书是很高明的，但是也有不高明的地方，比如说，刘知幾批评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立《陈涉世家》，因陈涉没有后人，无世可传，世家是写诸侯的，陈涉也不是诸侯，不应该入世家，他就没有司马迁的见解高明。

司马迁是从什么意义上来设《陈涉世家》的呢？他是从陈涉的历史作用、历史地位来评价的。

孔子也不是诸侯，何以有《孔子世家》呢？他认为孔子建立了儒家学派，影响很大，陈涉的历史地位也很高啊，高在什么地方呢？秦朝末年，风起云涌，陈涉所封的那些官员最后把秦灭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