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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1（第5页）

所以陈涉的地位是很高的。

而刘知幾制定了严格的体裁和体例，世家就得有世可传，凡无世可传就不当列入世家。

所以我当时的文章是这样写的，我说刘知幾要“剪裁历史以符合他的体裁和体例，而不是以体裁和体例更好地反映历史”

。

而司马迁是让自己的书来恰当地反映历史。

当然我不是要否定《史通》，而是指出刘知幾有些观点是错误的。

我想这个是不是带有创新的意义呢？

第四种情况是发现新材料用来重新论证旧有的问题。

我在研究唐代史学的过程中，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虞世南与《帝王略论》的关系。

唐初的虞世南是“秦王十八学士之一”

。

唐太宗称他有“五绝”

。

虞世南写过一本书叫《帝王略论》，略述历代帝王的事迹，然后有论。

这个论，是用对话的形式，是问答体。

这部书已经失传了，但是敦煌卷子里有残卷两卷半，在日本东洋文库中有唐抄本一卷半，共四卷。

王重民先生的《敦煌古籍叙录》认为这书不是虞世南写的，以为是村塾先生的作品，因为文字很通俗，他想：虞世南怎么会写出这么通俗的东西来呢？

我在研究这本书的时候，仍然把他看作虞世南的著作。

但是王先生是著名学者，你没有证据怎么能说他不对呢？后来读《史通》，发现刘知幾有一条自注——刘知幾有时自己作注释——提及虞世南的《帝王论》，没有“略”

字，实际上是一本书。

刘知幾距唐初不远，他的话是可信的。

当然，我还以虞世南与唐太宗在作秦王的时候讨论历史问题的一些文字作为旁证，进一步断定这本书是秦王与虞世南讨论问题的讲稿或记录。

因此我不仅把这本书定为虞世南的著作，并且定位为“中国古代帝王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而给予较高的评价。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很多君主，但是一直到现在，中国没有人写《帝王论》。

我们知道，在西方，5世纪马基雅维利就写了《君主论》，这说明中国史学界在理论概括上、理论研究上有很多工作要做。

按说中国人最有资格去写《君主论》，中国历史上那么多帝王，他们在位有什么作为、经验、教训、智慧，个案研究非常丰富，但是理论概括更能使人们从历史发展上去看待“帝王现象”

的全貌和本质。

第五种情况是采用概念、范畴和问题相互配合，有系统地阐述某一研究领域的发展面貌，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新方法是很有意思但也很麻烦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有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学的方法等。

现在，有学者关注后现代思潮，也被视为解释历史的方法。

从我们平常所接触到的，常用的史学方法有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还有比较的方法。

现在我们把很多方法归结为解释学的方法。

我个人有个体会，用我们今天的理论和认识水平去解说前人的成就，不是把我们的看法强加给前人，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解释学。

我有一本小书受到一些同行称赞，这本书叫《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原来是在《文史知识》上连载，中华书局结集出版后，得到一些青年同行的欢迎，说是我的书“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

这本书是讲史学批评的，在此以前没人系统地讲史学批评。

同时，我在书中提到一些范畴、概念，所以能给人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