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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瞿林东教授访谈录（第2页）

经过大学本科五年的学习，我已经不再想着去做一个文学工作者了，而是一心一意准备做一个史学工作者。

1963年10月，国家计委下达文件鼓励应届大学毕业生报考研究生。

我经过反复考虑，报考了白寿彝先生为导师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

那时报考研究生，要考六门课程。

其中一门是作文，记得我的作文题目是《展望我国的科学——谈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兴起》。

主题是统一命题，副题是我自己贸然加上去的。

这篇作文得了高分，白先生很高兴。

1964年9月，我开始了攻读研究生的学习阶段。

在白先生的指导下，第一门课程是毛泽东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

在反复研读的基础上展开讨论，然后写出小结。

这一门课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这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拥有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要有足够的认识，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二是要注意区分精华和糟粕，不能兼收并蓄，更不能全盘否定；三是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当前的历史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30多年来我始终恪守这些原则和信念，它们成为我的历史观点和治学准则的重要根据之一。

这个时期，我还就《史记》和《汉书》的评价标准进行探索，撰写了《史记》与《汉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的文章，文中涉及历史观的比较及评价与编纂学的比较及评价。

我把这篇习作送交白先生指正，旋即开始了“**”

。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我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理论上是有收获的，因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从小学四年级到研究生毕业，我度过了17年的学生时代。

我庆幸自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老师们的辛勤教诲给我铺垫了走向未来的道路。

1967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内蒙古通辽师范学院（现为内蒙古民族大学），在那里工作了13年。

1980年，白先生创办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第二年，我被调回母校，在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至今。

问：20世纪80年代以来，您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有许多论著问世，受到史学界的关注，您能谈谈您的治学经历和学术风格吗？

答：我真正着手研究中国史学史始于1977年，至今已有25个年头了。

回顾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史学史领域中所做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认识过程和发展阶段。

（1）从研究断代史学入手，以取得一个研究上的立足点。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内容非常丰富的专史，需要接触许多原始文献，而一个人的能力、精力都是有限的，为了避免浅尝辄止、游离无根的弊端，我经过大约一年时间的思考和准备，下决心把研究唐代史学作为我的研究工作的起点。

我做出这种选择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我对唐代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二是唐代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转折，如设馆修史、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的出现、典制体通史著作的问世、各种体裁通史著作的复兴和创造、历史笔记的兴起等；三是以往关于唐代史学的研究成果甚少，许多地方还是有待填补的空白。

当然，因以往的研究成果少，可资参考者不多，会给研究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但这种困难比起那种希望能够去开拓的**，就是第二位的了。

因此，当时我是抱着“破釜沉舟”

“义无反顾”

的决心，开始对唐代史学进行研究的。

经过十年的积累，我在1989年出版了《唐代史学论稿》一书。

这部论集，反映了我在两个方面的收获。

第一，对于唐代史家群体的思想、活动、成果，以及对于唐代许多历史著作、史学评论的产生、内容、观点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初步把握了其中发展的脉络及其得失，以及它在承上启下中的作用。

第二，对于唐代历史发展同唐代史学发展的相互关系形成了比较具体的、深刻的认识，如唐代的政治统一局面、唐代的门阀制度、唐代中后期的藩镇割据等，如何影响到唐代史学的发展；又如唐初八史的修撰、关于封建的讨论对于在思想观念上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积极作用，《贞观政要》《通典》等政治史、制度史的问世对于当时政治生活的积极影响，民族史和域外记载的增多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加深了人们对国家和世界的认识，而谱系之学的发展则延续着人们的门阀意识，影响着当时的社会风气等。

我认为，有了这两个方面的收获，才谈得上对唐代史学有了初步的认识，才算得上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里有了一个立足点，当然也是继续前进的出发点。

（2）着意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