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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瞿林东教授访谈录（第3页）

的追求，以便对中国史学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这是向研究工作的深度、广度发展的前提。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而对于专史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某一个断代的认识上是远远不够的。

这是因为：不“通”

，便不能纵观全局，看清脉络，揭示规律，从根本的意义上去认识中国史学史；不“通”

，便不能对局部做出准确的认识、定位和恰当的评价，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甚至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误区，此乃学术研究之大忌；不“通”

，难以深入理论层面，而缺乏理论上的综合，便难以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不“通”

，也不符合中国史学之会通的传统。

基于这些认识，我是有几分自觉而着意于“通”

的追求和努力的。

不论我事实上达到何种程度，以为这种追求和努力是必要的。

在“通”

的追求和努力方面，我时时感到力不从心。

一是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一生当中读不了多少，这里就有选择上的难度。

二是自己的功力不足，对不少历史著作理解不深，难以揭示其要义。

尽管如此，只要方向对头就应坚持去做。

1992年，我出版了《中国史学散论》，这也是一本论集，其时限上起先秦，下迄当代，其内容则有史学史方面的专论，也有从宏观上对一些理论问题的阐述。

这本书的出版，使我在两个方面增强了信心：一是对有些理论的阐述（如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等）受到史学界不少朋友的关注，再就是“通”

的追求和努力不断提高自己对中国史学史的认识。

在这种心情驱动下的攀登，虽然很艰苦，但总是很有兴味的。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参与《中华文明史》的撰写。

1994年，十卷本的《中华文明史》出版，其中起于先秦、迄于清末的史学史各章，是我在“通”

的追求方面的又一尝试。

在撰写中，我力图把史学同时代的关系和史学自身发展的特点结合起来，既反映出史学史发展的总的脉络，又显示出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独特面貌。

比如，我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中，概括出“史学的多途发展”

；从明代社会特点和史学特点中，概括出“史学走向社会深层”

等认识。

这似乎多少有一点自得之学的意境，但如前所述，在我做这种努力的过程中，甚感自己的功力不足。

我时时在想，对于中国史学史的“通”

的追求，应当是终生努力的目标。

学无止境，这是真理。

（3）向理论方面提高，探索学科建设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史籍、多样的体裁、生动优美的表述，为世所公认。

但是它有没有理论呢？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困惑着人们。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次全国性的史学讨论会上，不少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以描述见长，没有理论。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提出了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说。

此说在《历史教学》上发表后，《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文汇报》《新华文摘》等七八家报刊转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在当时我却拿不出充分的、有力的根据来证明中国古代史学确有自己的理论，我只能承认还有待于研究。

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要十分关注理论问题。

1992年，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首次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表较系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