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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瞿林东教授访谈录（第4页）

这篇论文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思路是：在文字被创造出来以前，人们就有了历史意识；有了文字以后，人们的这种历史意识通过历史记载、历史撰述保存下来。

这一点过去人们都讲到了。

当历史记载、历史撰述有了一定的积累，人们便开始了对它们和它们的作者进行评论，于是形成了史学意识；这种史学意识的发展，启发着人们对史学的改进、发展提出要求，这就是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史学意识、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启发着史学批评的展开，而史学批评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的积累与深化，便促进了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概括说来，就是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历史意识——史学意识——史学批评——史学理论。

当然，这个演变过程不能脱离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篇论文大致反映了我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认识；当然，这个认识只是粗线条的，它还有待于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并取得具体的表现形式。

1994年，我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可以看作这种深化的一个阶段和具体的表现形式之一。

这是一本带有探索性质的书，以前还没有类似的著作。

这本书涉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些主要范畴，如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直书、曲笔、史法、史意等，也涉及史学批评的标准、原则、方法，还涉及史学批评的主体把握和社会效果，以及史学批评对史学理论的发展，以至于对史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等问题。

（4）注重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结合，史学史研究与关注现实历史运动的结合。

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对这两个结合是逐步认识和明确起来的。

我认为，只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结合的重要性，才可能通过长期的努力而获得些许的积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最终应以此为归宿。

1998年4月，我的另一本论集《史学与史学评论》出版。

此书以朴素的方式表明了作者对现实的历史运动的关注，其中也包括对当前史学发展的关注。

在这里，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更能反映作者的旨趣和追求。

学术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不应当局限于个人的范围，它是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基于这一认识，我把探索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本质和对当前史学工作发表评论性意见，看得同样重要，并孜孜不倦地去从事这些工作。

展读此书之时，我唯一感到庆幸的是，我所从事的研究没有脱离社会，没有脱离他人，而是同社会联系在一起，同他人联系在一起。

上面说的这些，或许多少可以反映出我的治学历程和学术风格吧。

问：您能否对您的著作多做一点介绍？从这些著作的问世来看，您是否有一个长远的计划？

答：刚才讲到，我研究中国史学史，已有25年了。

前10年是蹒跚而行，现在也还是在摸索之中。

中国史学丰富厚重，博大精深，我所能认识到的，距离它的实际存在，还有很远的路程。

我的研究，只不过是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做一些拾遗补阙的工作。

这20多年来，我的研究路径是：首先致力于一个断代史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朝着贯通的方向努力，另一方面朝着理论的方向努力。

因为史学史研究要以对历史的认识为基础，以纵通和横通为不断追求的目标，以具有理论性和现实感为最终的归宿。

我的几本小书和一些文章，留下了这一路径的轨迹，它们是：《唐代史学论稿》（1989年）、《中国史学散论》（1992年）、《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994年）、《史学的沉思》（1994年）、《史学与史学评论》（1998年）、《史学志》（1998年）、《中国史学史纲》（1999年）。

其中，《史学志》也可以说是上述两个方面结合的心得。

这些书，有的前面已经讲到了，这里再补充说几句。

《唐代史学论稿》是我的第一部论集，前面我已经讲到了。

从断代史学史角度讲，这部书是开创性的。

有些海外学者对我说，最初就是通过这部书认识我的。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是一部探索性的书，在我所写的几本书中是比较受欢迎的。

如果说《唐代史学论稿》是作为对断代史学史的研究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则是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尝试。

虽然这个研究仅仅是开始，但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这本书出版后，在史学界有较大的反响，许多报刊相继发表评论，认为它开拓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领域，提出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一种新的模式和新的视角，对促进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当代史学批评理论的建设，以及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都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我深深感到，在史学界同行中蕴藏着很大的理论热情，以至于像我所做的这一点工作也受到这种热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