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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第2页）

我选了《展望我国的科学》，并加上个副标题《谈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兴起》。

作文内容大意是说中国史学素来发达，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则相对滞后；1961年以来关于史学史研究对象、任务等问题的讨论，预示着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兴起，这对于我们研究、认识中国史学遗产有重要意义。

后来白寿彝先生告诉我，我的这篇作文在本考区内获得了高分。

我把先生的话看成是对我的激励，但是从那时起，我确实已经有了一个走上中国史学史研究道路的思想准备。

问：从您开始跟白先生读研究生至今已40年了，您还记得当年白先生指导您学习的情景吗？此后您一直跟着白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吗？

答：从1964年9月开始读研究生，至今确实40年了。

我记得在白先生指导下，我第一门课程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

。

这是在反复研读毛泽东同志有关论著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个人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写出小结性论文。

现在回想起来，这门课对我有很大帮助。

首先，对于中国拥有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应有足够认识，并且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其次，要注意区分精华和糟粕，不能兼收并蓄；最后，理解了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当前的历史运动具有重大意义。

这三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40年来我始终恪守这些原则和信念，它们成为我的历史观点和治学准则的根据。

这个时期，我还就《史记》《汉书》的评价标准问题进行了探索，着重思考两部史著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我认为，应当把历史观的比较及评价与编纂学的比较及评价区别开来，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也不能相提并论。

我这篇习作写完后，送交白先生指正。

白先生还没来得及把文章发还给我，“**”

就开始了。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是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理论上有所收获，所以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当白先生把文稿交还给我时，已经是20年后的事情了，我看着这十几页发黄的稿纸，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尤其它能够在白先生那里被保留下来，真是感慨万千。

它是我在20世纪60年代跟白先生读书的珍贵见证。

1967年我研究生毕业，这时“**”

已经开始，我被分配到内蒙古通辽师范学院（今内蒙古民族大学）工作，主要是担任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一干就是13年。

后来我曾经跟白先生“诉苦”

说时间都被耽误了，白先生却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没有相当的中国古代史基础是不行的，并希望我还是把中国史学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我遵照白先生的教导和期望，决心“重返”

中国史学史研究，并从1978年开始陆续发表这方面的论文。

1980年白先生创办北师大史学研究所，第二年我被调回母校，在史学研究所工作。

一直到2000年白先生去世，我都是在白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工作的。

问：您跟白先生读研究生，又多年在白先生指导下工作，肯定受到白先生很多教诲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