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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第3页）

您能总结一下白先生对您的影响吗？

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但仔细想起来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在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方面，可以说影响最大。

白先生非常重视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这是他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追求。

在这个问题上白先生给了我极深刻的教育。

他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时我们也应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

我觉得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深刻的理解。

这种理论上的坚定性和创新精神相结合，是对待理论指导的辩证态度，是理论上有生命力的表现。

其次是重视发现新问题，说明新问题。

白先生认为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对于读书、治学、写文章，他都强调发现、提出、说明新的问题。

他从不固守已有的成果，一旦有了新认识，就用以补充甚至修订过去的认识，他认为这也是发展。

这种治学态度，总是催促着自己自我更新，不断前进，永无止境。

最后是重视文章表述的平实和精练。

白先生不赞成刻意的烦琐考证，认为选用最关键的材料才是真正的功夫所在；他也不赞成猎奇和对孤证的夸张，认为一般来说，还是要靠基本材料来说明问题。

他主张写文章要力戒浮词，但也不赞成刻板的文风，提倡准确、凝练、明白的文风。

总之，不论是治学还是做人，我从白先生那里得到的教益是深刻的、难忘的。

问：我们感到，您的治学风格确实受白先生影响很深，上述三个方面其实与您本人的主张也是十分一致的。

您写的《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一书，是不是对这些问题谈得更深入？

答：是的。

白先生的史学在半个多世纪的积累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博学，会通，创新，有器识，深刻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相结合。

从1981年到1999年，我陆续写了一些评介白先生的研究、著述和思想的文章，2000年先生辞世后又应报刊之约写了几篇文章，我把这些文章汇集起来辑为一书，2001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的这本书主要是想反映先生的治学轨迹、思想历程和理论风格，也包括对公众和后学的启示；或许不能完全阐发先生学术旨趣的精义和学术领域的广博，但可以给关心先生学术的读者及研究者作个参考。

问：您在这本书里对白寿彝先生史学的理论风格是如何说明的呢？

答：我这本书里有篇文章，标题是《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原载2000年7月13日《人民日报》。

在文章中我是这样表述的：白寿彝史学研究的理论风格，可以这样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指导下，结合具体的研究领域或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充分的和可靠的历史资料，以辩证的和发展的视野综合种种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论概括。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词句的搬用，而是取其精髓，循其本质，不脱离根本，在思想上又有广阔的驰骋空间。

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一定要同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结合，而丰富可靠的材料是研究的根据，唯物史观是作为分析这些根据的方法论。

总之，就是要对唯物史观有正确的理解和正确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