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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断代史学入手着意于通的追求（第1页）

二、从断代史学入手，着意于“通”

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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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回到您本人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这个话题上来。

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著述很多，涉及范围也很广。

当时您是怎样开始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呢？

答：我真正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史学史是在1977年，至今近30年了。

我想，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内容非常丰富的专史，需要接触的原始资料太多，而一个人的精力又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如果什么都研究就不可能深入，会处于游离无根的局面。

所以我大约经过一年的思考和准备，选定了唐代史学作为我研究工作的出发点。

我这样选择有三点考虑：一是我本身对唐代史学有浓厚兴趣；二是唐代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转折，比如，设馆修史、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出现、典制体通史问世、各种体裁的通史著作产生、历史笔记兴起等；三是以往关于唐代史学的研究成果很少，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

这些因素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我决心“破釜沉舟”

，就从这里开始。

问：《唐代史学论稿》是您对中国史学史进行研究的处女作吧？现在您回忆起来，撰写这部书的主要收获是什么？以后您为什么又写了《杜佑评传》呢？

答：《唐代史学论稿》出版于1989年，是我从事史学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在1978—1988年这10年中对唐代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总结。

我想，写这部书的收获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唐代众多史家的思想、活动、成果，以及唐代许多历史著作、史学评论的产生、内容、观点，有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认识；二是对于唐代历史发展同唐代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了比较具体的、深刻的认识。

比如，唐代政治统一局面对唐代史学有哪些影响？唐代的门阀制度以及唐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又如何影响唐代史学？再如，唐初“八史”

的修撰、关于“封建”

的讨论在思想观念上对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作用，《贞观政要》《通典》等政治史、制度史对于当时政治生活的积极影响等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有了这样两个方面的收获，使我对唐代史学有了较多的认识，也可以说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领域里有了一个立足点。

《杜佑评传》的出版稍晚一些，是在1996年。

为什么我要研究杜佑呢？杜佑宦海生涯60年，用了36年时间撰写了中国史学第一部典制体通史《通典》，写了二百卷。

这项巨大工程产生在“安史之乱”

以后，绝不是偶然的。

杜佑和《通典》之所以对我有这样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为杜佑有明确的经世致用思想，认为他的《通典》是“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这在中国史学上是第一次，是很了不起的。

再者，《通典》分九门，而以《食货》为首。

他所分的九门从逻辑上讲也是很合理的，反映出他对国家政权职能的合理认识，也折射出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

杜佑还有朴素的进化观点和进步的民族史观，这都具有很高的历史理论价值。

这些都是促使我写他的评传的原因。

通过这本小书的撰写，使我对唐代史学和唐代史学名著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

问：但是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并没有局限于唐代史学这个断代领域。

您的研究领域很广泛，从中国古代史学到近现代史学，包括郭沫若、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您都有研究。

您为什么要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呢？

答：我觉得中国史学史本身是一门专史，而对于这门专史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对一个断代的认识上是很不够的。

因此，在对唐代史学作了较多研究以后，我就着意于对“通”

的追求，以便对中国史学史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因为如果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