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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史学史研究同史学理论研究结合起来（第1页）

三、把史学史研究同史学理论研究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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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有许多论著是涉及史学理论的，比如，您写过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的文章。

这种研究方向是不是您有意识的自觉追求呢？

答：确实是这样。

这一方面是白先生的启迪，前面已经说过了；另一方面也是我自己的自觉追求，因为我在研究过程中深刻感受到研究史学史不重视理论研究是不行的。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那是一次全国性的青年史学工作者研讨会，会上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史学以记述见长，没有理论。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提出了“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

的见解，这个观点后来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我当时还拿不出充分的、有力的根据来证明中国古代史学确有自己的理论，因此只能承认这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这件事给我很大刺激，也给我很大启发，似乎给了我一种动力，让我关注理论问题。

1992年，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这是我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问题发表系统的认识。

我在文章中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先秦、秦汉时期是“产生阶段”

，例如，《春秋》《左传》《史记》等，它们的作者已经从具有史学意识到具有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形成阶段”

，主要标志是出现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如《文心雕龙·史传》《史通》等；宋元时期是“发展阶段”

，主要体现在史学批评的繁荣和理论形式的丰富上，例如，《册府元龟·国史部》的序，以及吴缜、郑樵、朱熹、叶适、马端临等人的史学批评言论，都可以反映出来；明清时期是“终结阶段”

，这时史学理论出现了批判、总结的趋势，也萌生了嬗变的迹象，例如，王世贞、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赵翼、王鸣盛、章学诚等，都有这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概括说来，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经过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历史意识——史学意识——史学批评——史学理论。

这篇论文大致反映了我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认识，当然这只是粗线条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并且要概括出具体的表现形式。

问：您说“要概括出具体的表现形式”

，您后来写的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文章和《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这本书，是不是出于这个目的呢？

答：可以这样说，不过这也只是一种摸索吧。

我在199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以后简称《纵横》一书，这以前曾在《文史知识》上连载了我的这方面的一系列文章，这可以看成是我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进一步的认识，也是我要摸索的具体的表现形式。

在当时来看，这本书还是有一些新意的，以前没有类似的著作，它涉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系列范畴，如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直书、曲笔、史法、史意等，也涉及史学批评的标准、原则、方法，还涉及史学批评的主体把握和社会效果，同时也谈到了史学批评对史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对史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等问题。

问：用史学批评这样的方式来阐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这的确是一个好形式。

当初您选择这种形式是怎样考虑的呢？

答：我觉得，中国古代史家和学人关于史学评论方面的论著或言论非常之多，这是一个广阔的领域，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

中国古代虽有《史通》《文史通义》这样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而且有很大影响，但是它们并不能反映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全貌。

在古代的历史撰述、史学论著、文集、笔记当中，有许多史学评论的闪光思想，而我们对它们缺乏系统的发掘、整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