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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十七封 谈翻译（第4页）

译文纯用北方话，在成长南方的译者绝对办不到。

而且以北方读者为惟一对象也失之太偏。

两湖、云、贵、四川及西北所用语言，并非完全北方话，倘用太土的北京话也看不懂。

即如老舍过去写作，也未用极土的辞藻。

我认为要求内容生动，非杂糅各地方言（当然不能太土）不可，问题在于如何调和，使风格不致破碎，斯为大难耳。

原文用字极广，俗语成语多至不可胜计，但光译其意思，则势必毫无生命；而要用到俗语土话以求肖似书中人物身份及口吻，则我们南人总不免立即想到南方话。

你说我请教过许多人倒也未必。

上年买了一部国语辞典（有五千余面，八册，系抗战时北平编印），得益不少。

又聪儿回来后，在对话上帮我纠正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地方。

他在云大与北京同学相处多，青年人吸收得快，居然知道不少。

可惜他健忘，回来后无机会应用，已忘掉不少。

又原文是十九世纪的风格，巴氏又不甚修饰文字，滥调俗套在所不免，译文已比原作减少许多。

遇到此种情形，有时就用旧小说套语。

固然文字随各人气质而异，但译古典作品，译者个人成分往往并不会十分多，事实上不允许你多。

将来你动手后亦可知道。

煦良要我劝你在动手Emma之前，先弄几个短篇做试笔，不知你以为如何？我想若要这样做，不妨挑几篇近代的，十九世纪的、十八世纪的各一篇做试验。

再提一提风格问题。

我回头看看过去的译文，自问最能传神的是罗曼·罗兰，第一是同时代，第二是个人气质相近。

至于《文明》，当时下过苦功（现在看看，又得重改了），自问对原作各篇不同的气息还能传达。

即如巴尔扎克，《高老头》《贝姨》与《欧也妮》三书也各各不同。

鄙见以为凡作家如巴尔扎克，如左拉，如狄更斯，译文第一求其清楚通顺，因原文冗长迂缓，常令人如入迷宫。

我的译文的确比原作容易读，这一点可说做到了与外国译本一样：即原本比译本难读（吾国译文适为相反）。

如福禄贝尔，如梅里曼，如莫泊桑，甚至如都德，如法朗士，都要特别注意风格。

我的经验，译巴尔扎克虽不注意原作风格，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

只要笔锋常带情感，文章有气势，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

我的最失败处（也许是中国译者最难成功的一点，因两种文字语汇相差太远），仍在对话上面。

你译十八世纪作品，杨绛的《小癞子》颇可作为参考（杨绛自称还嫌译得太死）。

她对某些南方话及旧小说辞汇亦不避免，但问如何安排耳。

此乃译者的taste问题。

像你这样对原作下过苦功之后，我劝你第一要放大胆子，尽量放大胆子；只问效果，不拘形式。

原文风格之保持，绝非句法结构之抄袭（当然原文多用长句的，译文不能拆得太短；太短了要像二十世纪的文章）。

有些形容词决不能信赖字典，一定要自己抓住意义之后另找。

处处假定你是原作者，用中文写作，则某种意义当用何种字汇。

以此为原作，我敢保险译文必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成功。

……

一九五一年十月九日

最近杨必译的一本MariaEdgeworth[4]：Rat（译名《剥削世家》——是锺书定的）由我交给平明，性质与《小癞子》相仿，为自叙体小说。

分量也只有四万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