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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面目确定了（第1页）

“他的面目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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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面貌有了确定了的特点，由于这特点，他的面貌永远铭刻于人类记忆中：宽广的额上刻着双重的皱痕，浓厚的雪白的眉毛，美丽的长须，令人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像。

苍老的脸容变得温和了；它留着疾病，忧苦，与无边的慈爱的痕迹。

从他二十岁时的粗暴犷野，塞瓦斯托波尔从军时的呆板严肃起，他有了多少的变化！

但清明的眼神仍保有它锐利逼人的光芒，表示无限的坦白，自己什么也不掩藏，什么也不能对他有何隐蔽。

在他逝世前九年，在致神圣宗教会议的答复（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七日）中，托尔斯泰说过：

“我的信心使我生活在和平与欢乐之中，使我能在和平与欢乐之中走向生命的终局。”

述到他这两句时，我不禁想起古代的谚语：“我们在一个人未死之前绝不能称他为幸福的人。”

那时候，他所引以自豪的和平与欢乐，对他是否能永远忠实？

一九〇五年“大革命”

的希望消散了。

在已经拨开云雾的黑暗中，期待着的光明没有来到。

革命的兴奋过去之后，接着是精力的耗竭。

从前种种苛政暴行丝毫没有改变，只有人民陷于更悲惨的水深火热中。

一九〇六年时，托尔斯泰对于俄国斯拉夫民族所负的历史的使命已经起了怀疑；他的坚强的信心远远地在搜寻别的足以负起这使命的民族。

他想起“伟大的睿智的中国人”

。

他相信“西方的民族所无可挽救地丧失的自由，将由东方民族去重行觅得”

。

他相信，中国领导着亚洲，将从“道”

的修养上完成人类的转变大业。

但这是消失得很快的希望：老子与孔子的中国如日本一样，否定了它过去的智慧，为的要模仿欧洲。

[427]被凌虐的杜霍博尔人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在那里，他们立刻占有了土地，使托尔斯泰大为不满。

[428]格鲁吉亚人，刚才脱离了国家的羁绊，便开始袭击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而俄国的军队，被召唤着去把一切都镇压平了。

即是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国家即是圣经，是人的理想中最美的国家，”

——亦不能不沾染着这虚伪的国家主义，“为现代欧罗巴主义的皮毛之皮毛，为它的畸形的产物”

。

托尔斯泰很悲哀，可不失望。

他信奉上帝，他相信未来：[429]

“这将是完满之至了，如果人们能够在一霎间设法长成一个森林。

不幸，这是不可能的，应当要等待种子发芽，长成，生出绿叶，最后才由树干长成一棵树。”

但要长成一个森林必须要许多树；而托尔斯泰只有一个人。

光荣的，但是孤独的。

全世界到处都有人写信给他：回教国，中国，日本，人们翻译他的《复活》，到处流传着他关于“授田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