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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研究（第2页）

何香凝（1878—1972），这位终生从事革命的革命家，早年参加同盟会，是该会的第一名女会员，为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妇女部长。

因革命宣传的需要，1908年入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她的艺术一改旧文人画中失意文人的那种孤、愤、骚的意趣和一般女性的阴柔之气，以雄强的阳刚之美来抒写她的壮士之志。

她常画雄狮、猛虎、苍松、寒梅，来寄寓对民族觉醒、解放的愿望和信心。

唐石霞（生卒不详），原名怡莹，是末代皇帝溥仪之弟溥杰的前妻。

她极力劝阻溥仪不要投靠日本，并书长篇力谏，有“宁为华夏之孤魂”

之惊句，其凛然大义为当时报章所传颂，她的画得宋元北宗之神，静穆潇然的画面之中寄予着她的品性和骨气。

夏朋（1911—1935），又名姚馥，广东人，这位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生命的女画家，积极投身党的地下革命工作，三度被捕，死于狱中。

她原是富家小姐，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同情和关心底层的劳苦大众，致使她改用木刻刀来作画，创作了一批反映劳苦大众生活的作品。

她的画风浑厚奔放，粗犷豪迈，在当时我国大多数青年木刻家技法尚处幼稚阶段，她脱颖而出了。

在民族危亡的年代，不少学美术的女青年，把自己的春青与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如张吾真、张晓非、杨钧、张菊、王文秋、吴咸等纷纷从学校毅然奔赴延安，奔赴抗日前线。

有的如郁风、梁白波等，在国统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和解放中国的斗争中。

她们以美术为武器，唤醒民众，探索着艺术大众化的道路。

走出闺阁　步入画坛

几千年来，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人从人类的“类整体”

中分化了出来，成为宗法家庭中男人传宗接代和**欲的工具，女人是作为非人格化的物化形式而存在的。

在“男尊女卑”

的价值标准中，“妇人者，伏于人者也”

，女子要独立自主，就是大逆不道。

在“男女授受不亲”

的教规下，不允许男女公开社交，女人只是被紧锁在“庭院深深”

“幕帘无重数”

闺阁中的“尤物”

，由此女子远离了社会，成为俯首帖耳依附于男人的“守家奴”

。

在清末民初，一些开明人士把妇女解放作为民主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发起了“天足运动”

和“兴学运动”

，让妇女从千年裹脚的痛苦中解放出来，让妇女通过受教育修养成独立自主的人。

因而各地女校也应运而生，其中也有不少女子美术学校，女子得以从纯粹的家传或师徒式的单线传艺方式，开始得到多方面的艺术培训，使她们的才华得以发展，并且通过参与各种展览会和画会组织，她们终于走出家门抛头露面了。

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女子书画会”

，成为中国女画家主体意识觉醒的前奏。

她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的感召下，带着强烈的反封建的色彩，组织起来。

她们虽然都是名门闺秀，但不甘于在以男子为中心的权杖下的从属地位，因而借助集团的力量来争取女性艺术的独立地位，显示女性艺术的独特价值。

画会中还组织了“诗社”

，影响广泛，一时除上海外遍及江浙闽粤甚而全国的闺秀艺人，纷来参加，各逞其能，各显其才，甚是兴盛。

抗战前画会已有会员150余人，共举办了四次画展（1934—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