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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七十年中国画画坛的写实思潮（第7页）

的新时期，重新认识艺术的本质，恢复中国画的真正传统，使中国画的写实倾向有了更深层次的发展。

在新时期，强化写实的、“反映生活”

的现实主义的中国画作品仍然存在，尤其在各届全国美展上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政治性重大题材：领袖题材、民族风情上，一些人物画乃至山水、花鸟画上都有存在，数量还不少。

一方面，一些题材需要正面的反映与写实，一个流行了大半个世纪的思潮当然有它继续存在的理由，这也是一种优秀的创作方法。

黄胄、刘文西、周思聪、马振声、朱理存、韩国榛、毕建勋、赵奇、史国良等都属这一类型。

但有的写实作品似乎也在正面反映生活，但仔细一琢磨，则既不是要展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也不是要去研究历史规律。

你看刘大为画邓小平的《金秋》，画得也写实，对这位伟大的叱咤风云的伟人，却表现出其平和普通的非典型一面。

而“金秋”

，不也是象征的意味吗？邢庆仁的《玫瑰色的回忆》对延安时代女战士们情感生活的表现，80年代末却引来一番争议。

何以要争议，不也是习惯西方“现实主义”

思维的同行们把传统的情感思维、意象思维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同样地，何家英的《秋冥》那深远幽微的冥思和超现实氛围的营造，袁武浓黑的铁塔般的人物，王迎春、杨力舟的大山一般的《太行铁壁》……这些带有明显新时期变化的写实性作品，的确也把写实艺术推向了象征表现的倾向。

感悟现实，升华精神是此期写实倾向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一种倾向。

其实，所有的精神与情感无不是现实所激发。

此即《礼记·乐记》所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艺术家们也到现实里去，他们也写生，但目的已经不再是“反映生活”

，而是由现实引发的感悟与思考。

80年代初，周韶华沿黄河溯流而至大河之源，一路画了很多写生，而成1983年的《大河寻源》组画及展览，在国内画坛引起轰动。

他的画面已不再仅仅是反映生活，而是通过气势宏伟、雄浑壮阔的场面，呈现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思考。

无独有偶，河南画家李伯安的百米巨幅长卷《走出巴彦喀拉》，则同样以黄河为题材，却是以大河之源的人物群像为手段，歌颂的却是中华民族艰苦卓绝、崇高伟大的精神。

这是什么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都不是。

有人说周韶华这是东方新象征主义，其实，从“关关雎鸠”

，不，从仰韶纹饰开始，中国艺术不从来都这样吗？梅兰竹菊是植物吗？不是，是“四君子”

！

山水画是风景吗？也不是，“山水以形媚道”

（宗炳）。

这就是中国的创作方法。

此类中国画创作，还可举出在太行山中悟得宇宙历史哲理的贾又福，在《昆仑系列》中体会天道时空的吴毅，在祁连山体会到《祁连风骨》的李宝林……

新时期写实思潮中的又一较大的倾向：是加强了笔墨的因素。

在此前，讲究笔墨是要犯“资产阶级”

“形式主义”

政治错误的。

但中国画本来是要讲笔墨的，不讲笔墨也的确不太像中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