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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七十年中国画画坛的写实思潮（第9页）

接二连三地举行，这几个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几乎汇集了一批全中国美术界最优秀的美术家，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写实主义的中国画创作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出现了以唐勇力《新中国的诞生》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写实性中国画创作。

本文所论，主要是新中国70多年来中国画中的写实倾向。

当然，当代中国画的类型很多，有偏重意象的，有偏重抽象或纯抽象的，有夸张变形的，有形式主义的，有多从古代图像生发的，有画简笔漫画的，有讲究笔墨而不太管造型的，有从西方现当代艺术中直接照搬与之“接轨”

的……总之，那些与写实写生倾向关系不大的中国画类型，则不在本文论及的范围。

不过，在文章结束之时，有必要指出，中国艺术传统从来是注重“行万里路”

或“搜尽奇峰打草稿”

的，不论是因此而写生，或陶冶胸襟，中国艺术家总是保持着与自然造化的密切联系。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写生思潮尽管有其机械写实的一面，但清新自然、生动独到的宝贵特点是有的。

而在新时期，形式感多了，笔墨也重视了，技法复杂了，材料也更讲究了，艺术的感受却反而弱化了，艺术的意味也淡薄了，在套路化的笔墨程式流行中，艺术的个性风格也减弱了，假大空的历史积弊又重新钻了出来且愈来愈突出。

看来，今天重温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中国画中的写实倾向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也的确是中国绘画永远的话题。

2021年6月1日成都东山居竹斋

[1]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人民美术》1950年第1期。

[2]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人民美术》1950年第1期。

[3]《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17页。

[4]王逊：《对目前国画创作的几点意见──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第二届展览会观后》，《美术》1954年第8期。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2—463页。

[6]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新诗发展道路的时候提出，“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

。

同年5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

毛泽东关于“两结合”

精神的提法，最早是郭沫若传递出来的。

郭沫若在1958年4月出版的《文艺报》第7期发表关于《蝶恋花》词答编者问的信，认为毛泽东的这首词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典型的结合”

。

同年6月1日，周扬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在文章中首次正式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内容，“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

。

同年第3期《红旗》杂志上，郭沫若又发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两结合”

的文艺观。

这可以看作是对“两结合”

文艺观的正式定格。

[7]王仲：《马克思主义艺术强者论纲》，《美术》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