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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画卷中的建党题材（第4页）

朱屺瞻（1892—1996）于1961年7月10日创作的《南湖留胜迹》，以传统山水画三段式的构图画了南湖的全貌，中景的湖心岛不仅处于画面的中间，而且所占位置最大；烟雨楼和作为会址的船尽在画面之中。

如果不看题跋，这是一幅典型的山水画，而且在笔墨上也表现出了乡野的趣味，毫无时代的装饰和题材上的刻意。

特别有意思的是，画面中有一戴着草帽、背着画夹子、拿着笔的画家，正走在上红船的木跳板上，应该是画家的自画像。

时年71岁的颜文梁（1893—1988），作为留法的苏州美专原校长，1964年所画的油画《南湖》（中国美术馆藏），以其擅长的细腻和独特的美感，几乎是运用自然主义的手法，表现旭日初升的南湖，其内含的寓意一目了然。

这样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充满了时代的特色。

而在此后表现南湖的新一代画家的笔下，同样是现实主义的手法，更多的是以风高浪急去表现白色恐怖的时代氛围。

基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理解，南湖这条承载建党历史的一条小船，在画家的笔下所表现出的多种可能，也表现了几代画家的艺术智慧。

与油画家的表现所不同的是，国画家的写意在忠实于船的现实基础上而移花接木，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景观。

他们的中国画写意的方法所表现出来的景观上的不同变化，与西画的写实所表现的不同，则显现出写实与写意的差别。

西画虽然有画面的色调与船的角度的不同，但基本的相似性表现出了现实景观的限制，而中国画在主题绘画创作中的自由度，其写意要远胜于西画的写实。

朱屺瞻画中的南湖的自然是中国山水传统中的美学意境，在七十高龄的老辣的笔墨中依然透露出逸的趣味，没有政治装饰的写的即兴，甚至表现在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船上；而画面中戴红领巾的少年作为点景人物，同样也点明了画面的主题。

而另一幅表现今日南湖的图像，以青绿设色显现的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表现出革命胜利后的新景象。

当然，也有具有“文革”

样式的《南湖革命纪念船》（谢之光），则是一个可以对照反思的标本。

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的表现方面，因为会址的本体以及周边都是现代化的建筑，是过去传统的国画家认为不入画的内容，或很难入画的对象，所以，很多画家对此面有难色，举步不前。

20世纪60年代初起，陆俨少（1909—1993）创作了表现中共一大会址的《伟大的起点》，则是非常勉强地以非洲国际友人下车步入会场的景象表现了这一题材的意义，画中的建筑和城市中的电线杆、汽车等，使他难以在笔墨上表现出自己的特长。

而唐云（1910—1993）在1970年所画的《中共一大会址》，则缩小了视野，表现了一群戴红领巾的小学生从入口处进入纪念馆。

他舍去了周边的环境，使建筑尽可能少地出现在画面中，可是，从画面中横平竖直的建筑构图上，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画家勉力为之的为难之处。

这幅画1975年“重加点染并记”

，此前画面中小学生戴的红领巾在一段时间曾被取消，到1973年“九一三事件”

之后才逐渐恢复，那么，唐云的“重加点染”

的重点应该是在红领巾之上，表现出了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特色。

客观来说，这幅画在笔墨上是相当勉强，但可以说明这一题材的创作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的左右为难，正反映了“建党”

题材美术创作在新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的特点。

不管是陆俨少的《伟大的起点》，还是唐云的《中共一大会址》，他们作为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画画家，其力之所及都只能选取后人瞻仰旧址这样的构思立意，因此，画面的不同除了笔墨与个人风格的差异，就构图而言只是视线的远近不同而已。

其中可以看到很多勉力为之的难点和无奈，表现出了特定时代中许多老画家选取这一题材时并不像他们所擅长的那样驾轻就熟。

而姚有信、汪大文创作的《各族人民心向党》，虽然同样是瞻仰会址的构思立意，但是，所突出的是各族人民，而且是以年画的方式来表现的。

画面采用俯瞰的视角，巧妙地将院外和门内联系在一起，以具有叙事性的方式显现了年画的趣味，是以上海一大会址为题材的一件特殊的作品，同样表现了时代的特点。

实际上，“建党”

题材美术创作的核心应该是一大会议以及一大会议代表在会上的情形。

然而，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这又是一个难以逾越的“禁区”

。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建党”

题材的美术创作聚焦于历史中的具体人物和情境之上，就表现为重要的突破。

面对各种可能性，画家的创作都是基于自己对“建党”

中的历史人物的不同理解，包括形象、具体位置、相互关系，以及人物的正反背侧，等等，所组合的是过去图像中所没有的“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