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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画卷中的建党题材（第5页）

的最初的历史。

特定的时空，特定的人物关系，所表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作品专注于人物、人物关系以及环境氛围的营造，画面中人物表情的凝重、庄严、坚毅、信心，都昭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未来的前程。

在这个百年历史的过程中，起点中的特定环境，通过艺术语言的营造，表现了特殊历史时期中的特定的氛围，显现了还原历史场景更接近真实的优长。

1977年，陈逸飞、邱瑞敏首先打破禁区，创作了《在党的“一大”

会议上》，这是以上海一大会场为基础的创作，显现了作为上海画家的责任和机会。

该画并没有画出全部的与会代表，只画了6人，而正站立讲话的来自湖南湘潭的代表毛泽东是画面的焦点。

显然，作者巧妙地取其一角，既突出了所要表现的重点，又避开了表现全体与会代表的难度。

无疑，这一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反映了转折时期的突破以及浅尝辄止。

在表现一大南湖会议方面，出现在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浙江省美术作品展览”

上的中国画《一九二一年七月·南湖》（金松），以及后来同类题材的油画作品，则将表现集中在建党事件自身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上。

在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金松以装饰性的手法，将与会代表安排成“全家福”

合影的方式，让人们看到了中共第一次党代会代表的风采。

显然，“建党”

题材出现了“全家福”

式的构图，表明了在这一题材美术创作中打破了此前的禁区，使得这一时代的画家有可能去直面会议题材中最核心的问题。

当然，之所以能够如此，也是和作者所运用的装饰性的语言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写实的关注。

10年之后，在纪念建党80周年时，又出现了孙逊的油画《南湖船上》（2001），同样是直接表现在船上开会的场景。

孙逊直接表现了在船上开会的场景，深褐色调的凝重能让人们想到从上海转移到南湖的艰险，而代表们手中的文件，似乎又在表现讨论审议“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

与“中国共产党宣言草案”

的严肃，这聚焦于特定瞬间的画面反映了主题绘画创作在新世纪发展的状况，反映了“建党”

题材的美术创作在新世纪的发展。

当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发展到21世纪，出现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工程中的油画《启航——中共一大会议》（何红舟、黄发祥，2009），则将时间定位在党代表上船的瞬间，人物之间左顾右盼的互动，同样表现出特殊历史时期的紧张气氛。

这两幅出现在新世纪的“建党”

题材的油画作品，将数十年一直以表现遗迹为主的构思构图，变为脱离表现遗迹的方式，而直接表现与会者以及会议过程的具体细节，将“建党”

题材的表现向前推进了一步，显现了新时代在革命历史主题绘画创作方面的特色。

面对这三幅表现南湖会议的作品，其中的人物数量都不一致，或者说都没有把与会者画全，显现了世纪之交在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方面宽松的环境。

社会没有苛求，给予了画家在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合乎了主题性绘画创作在艺术本体上的规律，突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许多禁区。

何红舟、黄发祥的《启航——中共一大会议》没有继续在开会的层面上表现这一题材，而是打破常规，转移了大家关注会议场景的惯常，把大家的视线引到户外，将与会代表登船作为画面的构思立意。

在画面所表现代表登船的瞬间，与会代表既有从上海赶来的行色匆匆，又有他们回眸相望对于安全的警觉，而这之中既有对于过去的回顾，也有对于未来的憧憬。

画面定格在这一具体的瞬间过程中的群像，像纪念雕塑一样，让人们看到了历史与创作、审美与表现。

“建党”

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相关的美术创作的经典题材，其代表性的创作一方面是基于美术创作来还原一个历史的过程或历史的瞬间，同时，又把它定格在这一瞬间中的具体内容之上。

因此，在这样一个特定时空的表现中，为后人还原了一段形象化的历史。

显然，画家的创作不像历史学家的考据，也不是历史的文字说明。

因此，何红舟、黄发祥的创作让人们看到了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一经典题材创作的新的可能。

如今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社会宽容的基础上，可以更加理性地对待历史，可以更加感性地表现历史，所以，能够基于历史的真实来还原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