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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美术大众化转向（第7页）

油画在新艺术运动中，作为洋画或西画之一，并作为新的艺术样式得到提倡。

油画是外来画种，虽然由于利玛窦、郎世宁等传教士在明清将油画传入中国，19世纪还有英国钱纳利、法国波赛尔在澳门、广州、香港创作油画并教中国画家画油画，但都是局部行为。

油画真正在中国传播，还是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兴办新式艺术院校设立西画科以后，包括上海美专、北京美专、武昌艺专、苏州艺专、杭州艺专，以及上海、广州、南京、成都都纷纷创办的美专或艺专，这些新办艺术院校除国画外，大多设有西画专业，培养水彩和油画人才。

林风眠、徐悲鸿等人从法国留学回国，在现代美术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创作中用写实方法表现劳动大众的艰辛生活及抗战题材，是油画创作的主流。

林风眠在1926年和1929年分别创作《民间》《痛苦》，司徒乔创作《放下你的鞭子》，王悦之创作《弃民图》，唐一禾创作《七七号角》，莫朴创作《清算》等，这些基于现实主义创作的油画作品，代表美术家对社会的关注和美术创作的大众方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欧洲正在兴起现代主义思潮，鲁迅、黄忏华、倪贻德、刘海粟、傅雷等人都译介或研究或编辑印象主义以来的论文和画册，上海也兴起过洋画运动。

鲁迅在1918年写的随感录中谈到，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虽然新奇，但在中国未必能够理解。

倪贻德与庞薰琴1931年在上海发起决澜社，每年办一次画展，到1934年解散。

决澜社要创造纯粹的由色彩和线条组成的形式世界，热烈向往野兽派、立体派、达达主义、表现主义，欲在中国掀起一场现代主义美术运动。

但决澜社由于撇开社会责任，无关民众生活，追捧西方形式主义，没有得到艺术界和社会大众的响应，这种现代主义实验在当时是少数艺术家的行为，是有别于为社会为大众的艺术，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

的演习。

从决澜社的短暂性可以反衬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美术的大众化方向，美术为社会服务的观念处于主导地位。

决澜社对形式的探索精神和创作实践，也是有一定艺术价值的。

四

1949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将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文艺反映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亦即文艺的大众化方向，由延安时期解放区党的文艺思想扩展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文艺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创造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美术作品，是美术家的重要任务。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旧社会劳动者和士兵很多不识字或文化水平低，扫除文盲，增开夜校，进行启蒙教育，是一特殊工作，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两张国画优秀作品（汤文选的《婆媳上冬学》和姜燕的《考考妈妈》）就可以看出成年劳动妇女补学文化的历史图像。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选择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其原因之一就是绘画中的写实形象和情节工农群众容易欣赏理解。

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欧洲现实主义，是作为批判文人写意画的武器加以运用，倡导者未曾预料，现实主义在中国承担更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对大众进行美术启蒙的视觉图像，成为党和国家指导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成为美术大众化的重要工具。

现实主义在中国现代美术发展中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初期30年中，发展新年画，表现喜庆、吉庆、幸福生活等主题形象，将年画这种形式推陈出新，新年画的内容和形式都能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是美术大众化的一大创造。

此外连环画也得到空前发展，无论是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还是抗战题材小说《铁道游击队》，或是反映农村生活的《山乡巨变》，图文并茂，印刷量大，也是为满足大众需要而推广的。

新年画和连环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大众文化水平较低这一情况而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成为电视机出现前、照相机未曾普及时的流行大众视觉艺术，对提高大众美术鉴赏力起到特定的历史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美术创作题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再现党领导人民进行的艰苦卓杰的革命斗争和历程；二是反映工人农民轰轰烈烈开展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塑造新的劳动者形象。

这两方面的内容，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都比较适宜，显然用抽象主义、变形、夸张、扭曲的方法来表现革命历程中的英雄人物和当代工农群众新的形象都不大适合。

加之新中国初期的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较低，用写实方法表现他们熟悉的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及当代建设中的工农形象，他们也容易欣赏和接受。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都推崇现实主义、唯物主义有关物质第一、精神反映物质的认识论原理和现实主义强调艺术再现现实生活的观点，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加之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些都成为现实主义在新中国艺术创作中占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在新中国得到提倡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这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人提倡的现实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艺术创作中，真正得以生根、开花、结果，现实主义伴随着艺术的大众化一起发展。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西方艺术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偶发艺术、大地艺术、行为艺术流行，不但写实主义绘画，甚至架上绘画都被认为过时了，但写实油画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获得发展的大好机遇。

油画家们在再现现代革命历史和塑造当代建设者形象中，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也创造了世界油画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

反映革命历程和重大题材的油画代表作有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胡一川的《开镣》、罗工柳的《地道战》、李宗津的《强夺泸定桥》、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吴作人的《红军过雪山》、夏同光的《南昌起义》、辛莽的《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工作》、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恽圻苍的《洪湖黎明》、钟涵的《延河边》、肖锋的《拂晓》、林岗和庞涛的《峥嵘岁月》、陈逸飞和魏景山的《攻占总统府》等，这是一批纪念碑式的革命历史题材油画，由于油画造型的厚重感和形象写实的明晰准确性，所以油画担当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重任，同时也奠定了油画在新中国美术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在表现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和普通工农大众形象方面，油画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代表作有朱乃正的《金色的季节》、艾中信的《通往乌鲁木齐》、王文彬的《夯歌》、王霞的《海岛姑娘》、潘世勋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温葆的《四个姑娘》、赵友萍的《代表会上的妇女委员》等，这些新的普通劳动者形象，精神爽朗，纯朴大方，热爱劳动，充满生活理想与希望。

这些作品都是油画在塑造工农大众形象方面新的收获，是美术大众化方向新的成果。

在西方主流美术抛弃写实油画和架上画的时期，中国创造了写实性的工农普通形象的经典作品，给写实油画发展带来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