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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油画的写意历程（第6页）

1942年他来到贵州、四川，描绘当地妇女日常劳动景象的油画《苗女赶场》被视作他早期油画的代表作品。

1943年他去敦煌，在那里临摹壁画，1946年在兰州举办“董希文敦煌壁画临摹创作展”

。

在1948年，他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哈萨克牧羊女》完成，融合了敦煌壁画的线条和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的平面结构，显示优雅和成熟的现代风格。

它给人留下深刻影响的是艺术家能将不同时代和地域的艺术元素融会一体，表现得恰到好处而不落生硬痕迹，这不仅是在当时的油画作品中绝无仅有，就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中也很少出现。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成为董希文艺术风格转变的节点。

他舍弃了曾经有过的现代主义形式追求，努力向以新年画为代表的通俗写实风格靠拢。

以董希文的才智，这一转变获得明显的效果，但在艺术上并不成功。

1952年到1964年，是他创作的高峰，其间创作的重要作品有《开国大典》（1952—1953）、《春到西藏》（1954）、《红军过草地》（1956）、《百万雄师下江南》（1960）、《千年土地翻了身》（1963）等。

这些作品与他早期的作品比较，绘画中主流意识强调的民族风格进一步明确，而原先结合西方现代风格的元素减弱。

这既表现在作为历史重要事件的《开国大典》的主题群像创作，也表现在那些主要以风景和环境为表现对象的西藏主题作品中。

他的作品整体气象明朗，抒情性增强，以符合新社会“乐观”

和“进步”

等新审美需求，使油画具有普通观众喜闻乐见的本土化情调。

《开国大典》画家采取了侧面构图，将按透视比例挡在前面的一根红色梁柱移位，增加两根柱子的空间距离，使得空间更为开阔。

在细节上，画家一丝不苟地描绘每一人物和事物，采用勾线平涂设色，但对不同事物又用不同笔触表现质感，以加强画面重量感。

最后，画中的蓝天、白云、红漆圆柱、大红宫灯和绚烂夺目的花卉、地毯，成为有关开国大典历史记忆的形式要素。

他的《开国大典》获得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普遍好评，也有画家认为是从《哈萨克牧羊女》的倒退。

《春到西藏》的影响之广，在当年与《开国大典》不相上下。

在这幅画上他成功地营造出明艳开朗的高原春光，但过多的政策性说明分散了画家在形式上的构思。

此后他创作了历史画《红军过草地》和《百万雄师下江南》，这两件作品是他一直追求的绘画色彩的感情性和象征性的实践。

前一画中描绘红军晚上草地露宿景象，用沉重的普兰、黑色调系表现沼泽草原风雨突袭和红军战士饥寒的艰苦境况，闪烁的暖色篝火则象征着革命信念与热情的燃放。

这件作品因过于注重真实的环境光色关系，用低沉色调表现艰难的历史环境而受到不同评价，而在“文革”

中更是遭受严厉的批判。

《百万雄师下江南》减低夜空和江水的阴冷，以满布画面的橙红色调再现光明在前的历史性进军。

在这一阶段的中国历史画创作中，这两幅作品成为凸显色彩光影象征效果的代表作。

在20世纪50—60年代，董希文三次去西藏写生。

对边疆风色素有亲近感的画家，在高原自然景色与藏族民众质朴健康的形象中，找到他一直追求的审美情调。

但他所承担的创作题材总是以突出意识形态主题为第一要义，因此这一阶段的成功之作是他那些处处透露爽朗、洒脱意趣、笔法简练而富含表现性的写生作品。

在20世纪40—60年代的中国油画家中间，艺术风格的巨大转变和创作实践的社会效应方面都获得认可的画家不是很多，董希文应该是较为成功的一位。

但从他在艺术行动的效率和艺术思考的深入程度来看，环境的限制使他未能展现全部理想。

当年广受好评的《开国大典》，因诡异的政治运动不断改变画中人物的政治定位，迫使他多次修改去除画中人物，让高岗、刘少奇从画面上消失。

反复修改使该画毁坏严重无法展出，“文革”

结束后，由靳尚谊、阎振铎等人临摹重绘。

罗工柳（1916—2004）出生于广东开平农村，幼时在私塾学习古文和书法，为他奠定了传统文化的基础。

而他生长于大革命之际，风云际会中的一些极端场景，如屠杀和追捕犯人，以及群众游行、集会，学生唱歌和革命者演讲等场景，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时代烙印刻写在他后来创作革命历史画的篇幅中，如油画《前赴后继》《山雨欲来》等作品。

他1936年夏天赴杭州国立艺专，受教于方干民。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他离开学校参加国民军政府军事委员会三厅艺术处参加抗日宣传。

1938年到延安，作为木刻工作团团员，参加太行山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