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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罗大众的艺术 国立杭州艺专一八艺社法国左翼画家克罗多与20世纪30年代初胡一川李可染及其创作（第3页）

中，从1920年创作了属于后印象主义的画作《巴黎塞纳河上的桥梁》到1923年创作出的野兽派风格作品《旧城墙遗址拆迁》都是这一时期克罗多在艺术上所做的尝试，其间他在第戎和巴黎的画廊和艺术沙龙多次参加过群展和个展，1926年在巴黎画廊举办了克罗多第一次大型个展，得到了艺术评论界和同行的好评，并有作品被国家收藏。

克罗多1926年夏秋来到中国。

1977年9月法国电视台导演贝纳德·巴赛特（BernardBaissat）与编剧泰沃斐·法尔斯（TewfikFares）共同拍摄的纪录片《倾听克罗多》（EcoutezClaudot）中，历史学家约翰·麦特隆（JeanMaitron）在片中访问克罗多时问道：“你好像是在1926年去中国的；从1926年到1930年，你主要是以教授的身份在那里。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统治下，那不仅是个历史悲剧性转向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同志们被残暴镇压的年代。

你是这一切的见证人！

我想，你的素描和你的艺术品，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你的所见所闻？”

克罗多在回忆40多年前的这段经历时，明确地回应：“对想要在那里（中国）工作，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并了解中国历史上工艺鼎盛年代的我来说，那真是非常不够的。

虽然我如愿认识了中国艺术的辉煌时期，只是我对……中国革命的参与和支持，终究因为语言屏障而被削弱许多。”

“一个偶然的机缘，带给了我新的契机。

有一天，一个中国学生（林风眠），来到我们第戎美术学院，我们交往得不错。

……我没告诉他（林风眠）我打算支持中国革命，不过，这家伙有猜到我的意图，反正，我进了学校教书，相当于法国的美术学院，我的学生大部分都能读中文，他们不是亲共，就是共产党员，这些人以不凡的勇气奋战，而他们都是世家子弟，因为在中国，教育不是免费的。

……我必须说，我还是成了这些革命学子中的一分子，我非常佩服他们！

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支持他们，……此外，我对农民情有独钟，农民是主体，而此农民主体蕴藏着无穷的艺术潜力。”

克罗多所谈及的“不是亲共，就是共产党员”

的学生就是在他名下指导的两位研究生，也是“一八艺社”

的社员：李可染和张眺。

在郑朝的《国立艺专往事》中，他们两人因为都是穷学生，只得在位于西湖边的尼姑寺合租一间破房间安身，故此，被师生们称作“西湖边上两兄弟”

。

李可染受到早在来国立艺专之前就加入共产党的舍友张眺的影响，据“一八艺社”

社员卢鸿基回忆：张眺在1929年初考入西湖国立艺术院之前已经是共产党员了；1930年初，张眺遭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逮捕，当年李可染在得知他的舍友被国民党特务带走之后，立刻去找院长林风眠和导师克罗多。

张、李是他们最喜爱的学生，克罗多当下发了火，于是，与林风眠一起出面交涉，后在他们的担保下，张眺才得以保释出狱。

李可染当时在张眺的影响下，开始对革命有了认识，就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到杭州，考上国立艺术院学习西画，这可以说是我一生比较重要的转折点，也可以说是我开始认识社会和什么叫革命的起点。

这一时期对我一生都起着很大作用。

原因是我到杭州就同几个进步的同学做了朋友。”

李可染的朋友中最重要的朋友是张眺。

在克罗多眼里，李可染应该是属于亲共的革命学子了。

克罗多在佩服的同时，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支持他们。”

他不仅在学生被捕时积极参与营救，还热情地支持和积极地参与指导杭州艺专的学生进步团体“一八艺社”

开展的活动。

从“一八艺社”

在1929年1月29日会议通过请林风眠和克罗多为艺社顾问后，每周开一次观摩会，克罗多都会与林风眠一起来观摩社员们一周以来在课外画的国画、油画、速写等各种习作并为同学做讲评。

致力于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法艺术交流的法国艺术史学者菲利普·杰奎琳（Philippei）博士推测，克罗多作为杭州“一八艺社”

的顾问，他参与了推动中国木版画的复兴。

杰奎琳这样论证道：“可以肯定的是，克罗多与林风眠一起，被赋予了‘导师’的身份，他在战争期间和20世纪20年代初绘制的和平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插画表明，他对这种类型的绘画非常精通，这也是重建中国木刻与克罗多之间存在着关联的一个征兆，1923年《跃进》（L'Essor）杂志上刊登在第一届‘《跃进》沙龙艺术展展览目录’扉页上的一幅克罗多所创作的画家形象木刻画，与他在杭州的一个学生胡一川的作品《到前线去》十分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