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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罗大众的艺术 国立杭州艺专一八艺社法国左翼画家克罗多与20世纪30年代初胡一川李可染及其创作（第4页）

因此，杰奎琳认为，克罗多应该会分享这种图像简单、技术上容易实现、可用于政治宣传的木版画制作方法给他的学习心迫切的中国学生。

不过事实上，如同当年参加过“一八艺社”

活动的社员之一卢鸿基所说的那样：“一八艺社”

并非一个“纯粹的木刻团体，其实这是个误会”

。

尽管“中国之有新兴木刻运动，是从‘一八艺社’开始的，……但不能说‘一八艺社’是木刻团体。

‘一八艺社’从一开始就包含有国画、西洋画、雕刻、图案系的同学，每周的观摩或每次展览的作品也都包括国画、西洋画、雕刻、图案，所以是个总的美术团体”

。

据卢鸿基回忆，因为木刻新复兴起来的新美术，创作方便，最有利于革命的宣传，所以就得到了鲁迅的特别提倡。

鲁迅于1930年3月9日的星期天下午在上海的中华艺大做了一次演讲，讲题是《绘画杂论》，谈了绘画的各画种，但特别介绍了苏联当时的油画、木刻，尤其强调的提倡木刻。

鲁迅先生的这次演讲，始终没有记录发表，同年下半年卢鸿基才把当时听到的这次演讲，提倡木刻一事，写了一篇回忆、介绍式的文章，在季春丹（力扬）主编的《草原周刊》上发表。

就在这年冬天，“一八艺社”

的胡以撰开始做刻木刻的尝试，接着汪占辉也试刻了。

胡以篆刻的是劳动人民，汪占辉却刻了较复杂的图案味的构图。

从卢的回忆中可知，胡一川（胡以撰）用木刻创作是从这一年冬天开始的。

根据李可染记录的他进杭州艺专的课程设置表来看，木刻和石刻课是被列入雕塑系的实习主科中的，绘画系没有木刻的课程，只有木炭画（素描）。

胡一川当时是绘画系的学生。

胡一川最早刻木刻的想法，最先得到了他在雕塑系的同学、女朋友——也是“一八艺社”

社员——的支持和帮助。

据胡本人回忆：“她不但口头上支持我，还亲自陪我到杭州成立（当时叫旗下）一个刻字铺里去买梨木板和刻字用的尖刀、铲空白的圆刀。

我第一幅木刻是在夏朋的雕塑教室里，用夏朋的画箱里各颜色的小木片乱刻的风景。”

研究过胡一川生平与版画创作的赖荣幸在论及其早期版画风格时指出：“从现在存留下来他的几幅1930年的作品来看，笔法细腻，偏向写实，类似素描。

1932年之前由鲁迅支持出版的《近代木刻选集》《新俄画选》以及杂志上零星介绍的木刻大多是英、法、俄偏向写实的作品，胡一川应该是受到了这些作品风格的影响”

；“胡一川早期木刻风格应该还与其此前接受的美术教育有关，在杭州国立艺专学习期间，林风眠在校内实行学术自由，崇尚风格现代主义，从林风眠当时的作品来看明确是带有浓郁的现代主义风格，作为学生的胡一川，肯定或多或少受到该校的学术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根深蒂固的”

。

刻出中国第一幅现代木刻的胡一川，1929年秋从厦门集美师范学校考入杭州国立艺术研究院绘画系，从师克罗多学素描、油画。

由于他的老师克罗多曾在第戎国立美术学院和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分别学习过古典艺术，受过各种训练：从人体到头像素描、从马赛克到图案的绘画、从色彩感觉到表现主义风格特征的多重主题表达。

但他生性喜欢自由，厌恶模仿和机械的学校教育，因此，他的艺术创作富于创造，他在到中国之前，1920年创作了属于后印象主义的画作《巴黎塞纳河上的桥梁》，1923年创作出野兽派风格作品《旧城墙遗址拆迁》。

因此，克罗多到中国北京以后的教学不愿意重复他以前所受的学院派固定教学模式。

他希望能从画家的角度分享他的欧洲的艺术视野给他的学生们，他和林风眠一起向学生介绍欧洲的现代艺术。

克罗多引导他们欣赏法国的印象派、欣赏马奈（Ma）、马蒂斯（Matisse）等，在报刊上发表有关现代艺术的文章，辅以欧洲最优秀艺术家作品的照片进行说明，同时也翻印克罗多本人在巴黎的作品。

因此，他对中国学生的教学产生了极大影响。

克罗多当年在杭州艺专教过的一名叫丘玺的学生在记述这位法国教授的时候写道：“他是在研究生和绘画系高班担任油画和素描教学的，基本功扎实，对石膏头像了如指掌，教学生们用垂球器、比例尺准绳描出轮廓，用精确的单线为你改画。

教法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