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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单一的社会性主题及其之后 中国当代艺术的最近20年（第6页）

当我们放眼国际上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当代艺术，就会发现，后现代艺术强调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正是源自关注自然的多样性。

比如，博伊斯的“七千棵橡树”

种植计划，比如地景艺术（大地艺术），艺术家都遵循着支持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的态度，秉持“回归大地”

的反都市主义的原则。

再比如过程艺术家在作品中融入自然的韵律生机，等等。

被后现代主义视为重要思想来源的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莱斯就认为，结构主义就是要把人从“自然的统治者”

和“意义的唯一合法的制定者”

的宝座上拉下来，把人归并到自然之中来重新检视。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超越现代主义，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渊源在于后现代的精神结构融入了追求生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自然生态原则，从而使此前长期统摄人们的人与社会的文化形态，演变为人与社会、与自然的自然—社会形态。

沿着后现代文化向我们展现的亲近自然、信奉大自然的崇高与伟大、希求与大自然休戚与共的全新视野，我们对新一轮中国艺术自身的文化建构应该如何推进，也就有了目标和方向。

这意味着，当代中国艺术应当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更加广阔和更加完整的结构中去探索自身的文化特质。

而对自然的崇尚，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宝贵遗产，是中华传统艺术独步世界艺术之林的根性所在。

现在，是时候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再次回望传统、挖掘传统并且将其转化从而使之贡献于世界、分享于世界了。

六、自然主题在二十年中国艺术中的广泛性

2007年我在香港大会堂策划了“何去何从——中国当代艺术展”

，在展览图录的专文中，我对2006年“中式意识”

的文化表述增添了源自传统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何从，意味着遵从什么理论和方向。

对于未来，我们不敢贸然做理论上的推定，但是可以做一种猜想，即中国当代艺术将更加注重对内在精神品质的追求。

后者的存在与实现，应该发生于当代中国艺术整体沙盘的更加纵深和高远的地带。

正面地、建设性地预见中国艺术应当传递给观者的内核，将传统文化中合理的诉求用当代视觉语言进行转化，从而服务于理想精神家园那种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境界的描绘和建构，这才是中国当代艺术内在的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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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观照需要中外参照，哲学的高度需要对比矫正。

借鉴世界上当代哲学思维的新的理路，来仔细审视这40多年中国艺术现代转型和当代变革所采用的各种方式方法，我们的确发现它们无不都是围绕着喧哗热闹的社会性主题和具象写实的再现式手法展开的，有将近30年的时段竟鲜见大自然的身影。

主题、对象、语言、方式、方法这几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而深刻的遗漏与缺憾，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新的方式方法。

这也正是制约当代中国艺术更高水平发展、影响其自身文化建构的深层次原因。

令人感到鼓舞的是，最近十几二十年来在中国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走出了前30年单一集中的社会性主题及其表达方式，选择更加多样和不断拓展的媒介材料去关注人所组成的社会背后更基础和本质的存在——自然。

他们正在缩小与国际上当代艺术家在艺术的根本方向上的差距，即以自然生态的原则作为艺术的最重要对象、以可持续的生态多样性视野来重组艺术的表达方式。

今天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当代艺术家来说，如何在视觉创作中修复日渐式微的人之自然性，建构起抵御或者说平衡市场价值关系的新的精神关系，是一项重大课题。

对中国的艺术理论工作者来说，中国当代艺术要想找到内在精神品质，必须一方面走出艺术与人与社会与政治的单一性和唯一性关系，另一方面走出艺术与传统的简单重复和循环继承关系。

只有这样，当代中国艺术的理论建构才能走出长期的思维惯性和局限性，在全球化和国际性的更大视野中，弄清楚什么是我们传统中对今天的中国和全世界具有贡献和分享价值的内核，而为了有效地“贡献”

和“分享”

，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合理转化与创新发展。

现在，对内部强大而悠久的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要求，与对外部的国际艺术潮流的共建和分享，在自然生态的原则追求上第一次得到了契合的机遇，因为我们的国家有着崇尚天人合一的悠久传统。

这种传统，来自我们的祖先“仰则观象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