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概述（第6页）

》、雷德侯的《人间天堂：中国山水艺术中的宗教因素》、倪肃珊的《后来绘画批评中的“逸品”

》。

1985年，卜寿珊与时学颜（Hsio-yenShih）合编了《中国早期绘画文献》（EarlyeseTextsonPainting），辑录并翻译了从战国至元代的中国艺术理论的文献资料。

1960年，高居翰发表了《中国文人画理论中的儒家因素》（ElemeheoryofPainting）一文。

1968年，方闻在台北《故宫学术季刊》发表了《董其昌与正统派的绘画理论》（TungCh'i-gahodoxTheoryofPainting）。

1976年，何惠鉴撰写了《董其昌的新正统派及南宗派理论》（TungCh'i-g'shodoxyahernschooltheory）一文。

随后，年轻一代学者纷纷加入画论研究。

1964年，法国学者尼格尔·旺迪埃-尼古拉（Nidier-Nicolas）将米芾的《画史》译成法文，出版了《北宋时鉴赏家米芾（1051—1107）的〈画史〉》（LeHoua-chedeMiFou（1051-1107）：ou，Leetd'unaisseuràl'époquedesSongduNord），成为米芾《画史》重要的法译本和研究论著。

1975年，宗像清彦出版了《荆浩〈笔法记〉研究》（gHao'sPifaoteoheBrush）一书，表现出一种新的画论研究视角，从中国哲学和新儒家的角度解读画论。

1984年，周汝式（ChouJu-shi）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是《石涛及其〈画语录〉研究》。

随着苏利文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于1959年出版，西方的中国艺术通史撰写告一段落。

中国艺术史学主要侧重于跨学科视角的专题研究，涌现了一批力作。

明代研究集中于浙派，比如铃木敬的《明代绘画史研究·浙派》、班宗华的《大明画家：院体派与浙派》（PaiheGreatMing：theImperialdtheZheSchool，1993）、柯律格的《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和《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等都是战后明代和浙派研究的力作。

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方面，包华石的《早期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达》（ArtandPoliticalExpressioninEarlya，1992）、姜斐德的《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PoetryandPaintinginSonga—TheSubtleArtofDissent，2002）开拓了艺术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不仅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上吸收了新艺术史的跨学科方法，作为新一代西方学者在汉学文献上亦颇见功力，不逊色于中国艺术史学者。

个案研究的扛鼎之作是李铸晋的《鹊华秋色：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以及后起学者乔迅（JonanthanHay）的《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

李铸晋的赵孟頫研究为西方的个案研究开辟了一个范例。

关于石涛的研究，战后初期有艾瑞兹（RichardEdwards）的《感诚无可说，一字一徘徊》（ThePaintingofTAO-CHI），但乔迅的石涛研究显示出新一代更为开阔的跨学科视野，将石涛研究置于对晚明以后江南文化史的现代性讨论，在诗文画论的文献印证上则见汉学功力。

这意味着西方新一代学者不仅在治学方法上吸收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艺术史方法，像包华石、姜斐德和乔迅还具备扎实的汉学功力。

其他颇见汉学功力的力作，包括杨晓能的《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王静芬的《中国石碑：一种象征形式在佛教传入之前与之后的运用》、杰西卡·罗森的《祖先与永恒：中国考古艺术文集》。

战后，几乎所有中国艺术的专题研究都有海外学者涉足，有些不乏中国学者所忽视的论题，包括班宗华的《桃花源：中国画中的园林和花》（PeaSpring：GardensandFlowersiing）、宗像清彦的《中国艺术中的圣山》（Satainsi）、哈斯克尔（FrancisHaskell）的《赞助人与画家》、文以诚（Riograd）的《自我的界限：1600—1900年的中国肖像画》、毕嘉珍的《墨梅》、乔迅的《魅惑的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柯律格的《长物》。

书法研究在战后达到了文献整理和史论总结的**。

文献史出版得益于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等人。

日本对中国书法史、书法理论史、书法金石学的研究和出版是全方位的，别的国家很难望其项背。

书法研究的扛鼎之作，包括中田勇次郎的《中国书道史》《中国书法理论史》、神田喜一郎的《中国书道史》、真田但马和宇野雪村合著的《中国书法史》等。

华裔学者在战后西方推广书法功不可没，包括早期蒋彝的《中国书法》、曾幼荷（TSENGYU-HO）的《中国书法史》、傅申的《海外书迹研究》。

西方学者的研究力作，包括老一辈的汉学家雷德侯的《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以及倪雅梅的《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仍是体现战后新一代学者的跨学科视角和汉学训练。

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可以有条件到欧美日及中国大陆、台湾看中国艺术史的经典之作，艺术史研究不限于战前的本国或某几个家族的藏品，在原作观摩的眼力和系统性上甚至一定程度反超中国学者。

总体而言，经过20世纪一百年的海外中国艺术史学者，无论在文物和鉴定、汉学的文献引证、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在艺术史的图像议题和跨学科理论视野的阐释上，知识训练都要胜于中国学者，甚至中国学者的汉学训练，比如诗书画与儒释道思想史的关系，画论与文论、诗论和经学的关系，海外欧美日学者的功力日增。

这都跟文学、历史、哲学等汉学领域一样，需要中国学者保持奋起直追的危机感。

2018年12月14日写于宏源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