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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山水画论建立的两个步骤（第2页）

又非绝对时间概念，实际上，三部分内容在整个“新时期”

常常是同时被讨论的，只是不同阶段侧重点不同，或在讨论中所占比例不同罢了。

由于报刊等发声平台较为有限，稿件被“压”

长达几年甚至没有机会发表的现象较多，因此常常不能仅从发表的时间去界定某次讨论的时段。

在强大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下，正式发表的文章与座谈会发表的意见、跟同行或学生的交流等形式之间，常常存在差异，不必苛责文章中那些谨慎的附和及套路化的表述，只是需要注意到“表面文章”

之外的复杂现象。

关于“画什么”

的问题，在传统画论中占比较小，尤其在文人画论成熟之后，基本不去讨论“应该”

画什么的问题了，但在1949年以来的画论中，这却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且各画科几乎有着同样的标准。

“改造”

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题词和前提，影响各行各业。

严格说来，“改造”

的决心和方向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明确了，只是在不同时期会根据具体国情而有力度和着重点上的差异。

这个“改造”

既志在改造制度，也要改造人，将改造制度与改造人相结合，甚至在改造制度之前先进行思想的改造、人的改造，是其一大特征。

文化领域的改造与制度的改造并不同步，相对说来，前者要比后者缓慢而持久，因为需要首先解决思想认识、世界观之类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复杂而艰难的，而从新世界观的确立到产生出新作品，其间又要经过无数回合；后者则相对简单，步骤相对减省，见成效也较快。

在文化领域中，越是传统积淀深厚、专业技巧含量高、原属精英文化的门类，改造起来难度越大，如戏曲中的京剧（时称国剧）和美术中的中国画（时称国画）等，中国画中又以技法最丰富完善、程式化程度最高的山水画为最难。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国画的改造约从1949年2月就开始了。

1949年5月13日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的包括80余位画家、200余幅作品的“新国画展览会”

，是北平国画界多次座谈中国画改造问题，并经两三个月的努力后的结果[3]，是北平解放后知识界思想改造背景下中国画改造的最初成果。

这个被认为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

[4]，“让新国画在创作实践中迈开了第一步”

，“是颓废不振的国画艺术开始转向新生”

[5]，“足够回答怀疑或否定中国画改造的可能性及其发展前途的论者的偏见”

[6]的展览，确属意义重大，它成为建构新画论的起点，引来彭革的《谈中国画的改造》[7]、蔡若虹的《关于中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中国画预展之后》[8]、江丰的《国画改造第一步》[9]和王朝闻的《摆脱旧风格的束缚》[10]等多篇文章的发表。

1949年7月2日—16日，第一次文代会[11]期间，在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礼堂举办了全国美术展览会（又称“文代大会美展”

），后于9月1日—15日移至上海展出，展览期间上海美术各界分别召开座谈会，其中9月13日的国画座谈会，郑午昌、陈秋草等48人出席，检讨了过去国画创作态度，讨论国画改革，认为国画不应逃避现实，应明确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等。

此外，发表于1950年的李可染的《谈中国画的改造》[12]和李桦的《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从思想的改造开始进而创造新的内容与形式》[13]，直至发表于1953年之艾青的《谈中国画》[14]等，所论也均指向“改造”

，围绕“改造”

，可以将这些跨越四年的文章整体性看作一个回合、一个段落。

其间，还不断穿插有类似1951年11月24日胡乔木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所作《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报告和周扬所作《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的报告等指导性意见。

不过，这几次座谈会具体由哪些画家参加？发表了怎样的见解？均未能充分发表出来。

而有机会发声的李可染、李桦等画家，又均非传统型国画家，作为被改造对象的传统国画界没能获得基本的发言权。

就“画什么”

即题材内容问题，具体有两点：

1.中国画的改造首先是题材内容的改造

彭革所谓“评判这一张或那一张中国画有没有经过改造的标准，主要的也是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