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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美术四十年（第2页）

倾思想与肃杀之气。

在其复刊号的扉页上，开宗明义，还赫然写着如下触目惊心的词语：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打退文艺界的右倾翻案风。

坚持美术领域的文艺革命，不许为黑画翻案。

坚持美术革命，要和十七年文艺黑线对着干……[4]

但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形却骤然间发生了变化。

关于这种变化，我们可以通过当年负责《美术》杂志日常工作的何溶，于1980年撰写的一篇题为《再论“牡丹好，丁香也好”

》的文章中，看出某些端倪。

他在文中不仅为“文革”

前的17年进行了辩护，而且还提出了面向新时期，如何超越那个17年的更为大胆的主张。

他说：

到了“**”

，“四人帮”

说，“‘17年’执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

，而“罪过”

之一，是所谓“反题材决定论”

，这其实是不符合实际的。

事实是，在“17年”

中，我们在题材问题上是左摇右摆的，虽然偶尔也强调过反对清规戒律，提倡过题材多样化，但更多的却是强调“题材决定论”

。

因此，清算了“四人帮”

的谬论，在题材问题上也不能简单地回到“17年”

。

“17年”

也有“左”

的东西，需要进行总结，否则，就难以冲破文艺思想僵化的牢笼，就不利创作的发展。

[5]

我之所以不惜笔墨，来回顾1979年前后的这段历史，是因为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正是由于在这个转折点上，植下了思想解放之因，才收获了中国当代美术的累累硕果。

这就是历史的因果关系。

因是一种推动力，而结果，则是对因的繁衍，也是对因的放大。

事实上，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些新思潮，大都跟江丰、何溶等一批“老革命”

的推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比如堪称中国当代美术滥觞的“星星美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