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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术成为女性艺术批评的发声机制 中国女性艺术30年学术研讨会综述（第3页）

两个批评家有着相似之处的是，关注并反思女性艺术家性别化自身的历史与现实的处境。

贾方舟先生把“女性意识”

与“女性艺术”

等同起来，凸显女性性别创作的主体意识。

与前几位批评家不同的是郭红梅女士，她把“女性意识”

与“女性气质”

联系在一起，对中国女性性别化的艺术外来语境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而《画刊》主编靳卫红把“女性意识”

的概念延伸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两个著名的女性身上。

靳卫红说：“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是1928年的作品，它已经可以看出女性意识的萌芽。

那时候女性意识的名字叫作苦闷焦虑，跟我们现在有所不同。

当然这种苦闷和焦虑并不是女性专有，而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谈30年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谈到民国时期的女性意识。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张玉良能不能放到女性主义艺术的系统里？如果在世界美术系统里面，她绝对不算。

可是把它放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看，我觉得她算。”

靳卫红在探讨“女性意识”

时具有历史性的穿越感，她不仅带来了个人生活经验的一种学术思考，也在改变“女性意识”

时间点上提出了不同看法。

在探究“女性意识”

萌发的中国历史以及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女性艺术30年中，女性意识作为一个宏观表述，其历史的表现与价值的呈现也是多样化的，这既是中国女性艺术概念认同后的价值所在，也是困惑所在。

清华大学在读博士生艾雷尔说：“女性艺术的危险在于将历史遗产转变为女性身份与权力资本的合谋，这是第一个阶段，也是过渡阶段。

强调女性意识意味着需要否定和批判对男性原型的模仿秩序，但是自我主体性的独立不同于男性价值所在。

但是在现实中又无力撼动和改变男性主导的价值观，只能采取一种来自外部的立场，无法在身处的现实中获得自我肯定。

所以她采取两种措施，一是激烈的对抗，二是逃避，创立一种女性的自我空间。”

显然，艾雷尔并不认同作为学术出场的女性艺术现象，还将其视为现阶段中与资本合谋的一种男性文化的角色。

那么女性艺术在中国的当代艺术中的位置又将如何呢？

女性艺术与女性主义艺术

女性艺术与女性主义艺术无论从字面上还是本质上看，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学术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女性主义艺术有政治诉求，而女性艺术则没有。

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女性艺术与女性主义艺术有时会重叠起来，把女性艺术等同于女性主义艺术。

20世纪80、90年代伴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传入，女性主义经典文献被翻译出版，女性主义思想开始影响中国，中国女艺术家创作了大量个性鲜明的作品，其中包括了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

中国女性艺术批评开始使用“女性意识”

概念阐释女性艺术家创作的动机。

而“女性意识”

的概念源自于西方女性主义的思想范畴，不容置疑的是中国女性艺术批评的视角带有女性主义思想倾向，但又不愿把自己称为女性主义批评家。

郭红梅女士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代研究中国女性艺术的史学家和批评家，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女性主义艺术’这一术语，转而使用了‘女性艺术’这一概念。”

郭红梅女士指出了女性主义在中国遭遇的一种尴尬：一方面我们挪用了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关键词语“女性意识”

，一方面我们又拒绝承认女性主义艺术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