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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术成为女性艺术批评的发声机制 中国女性艺术30年学术研讨会综述（第4页）

当中国女性艺术批评把“女性意识”

的理念等同于“女性艺术”

时，女性艺术的概念是否受到外来语境的影响具有了主义特征而变得复杂呢？

江梅女士说：“20世纪9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着中国的当代艺术，中国女性艺术虽然没有西方女性主义的历史背景，但是西方女性主义艺术的激进和叛逆色彩，让相当有成就的中国女性艺术家将自己的艺术纳入了女性主义的范畴。

与此同时，她们又担心贴上这样的标签以后，自己的艺术创作反而受到局限，甚至回避女性主义的提法。

对于女性艺术阵营当中出现的女性主义的回避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女性主义在当今文化中的整体形象和发声的力量。”

从江梅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女性艺术家拒绝被女性主义艺术标签化，同样，中国的女性艺术批评也拒绝了被女性主义艺术批评标签化。

但是关于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

艺术批评家佟玉洁认为：“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发生机制已经和世界接轨，其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本土艺术与外来语境博弈的价值已经呈现。

第二，中国女性艺术的出路之一在于借他山之石，拓展自己的文化视野。”

佟玉洁肯定了本土性的中国女性主义艺术存在的价值及差异性。

郭红梅女士也有类似的看法。

她说：“西方的女性主义艺术和中国的女性艺术有着不同的生发机制，从而造成了不同的追求目标和表现形式。

西方的女性主义艺术自开始就是一种表达女性政治诉求的工具，这也就导致了其内容和形式上很容易走向激烈的对抗。

而中国的女性艺术虽然不能说毫无意识形态的色彩，然而却更多的集中于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其对自身的关注也并不是基于对女性政治社会权利的追求，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吻合了20世纪90年代由集体叙事向个体关注的宏观社会环境所决定。

从表达方式看，女性艺术家所追寻的是将女性的生活实践转化成视觉语言，从而多以隐喻和温和的面貌出现，追求一种具有学院派基础的具象风格，追求精致的制作技术，而少有西方女性主义艺术那样激烈对抗的形式。

中国的女性艺术尽管也有对西方女性主义艺术的形式语言和女性主义思想的借鉴，然而毋宁说是一种前卫艺术的策略，却不如说是真正的本意所在。

因此，所有这些特征都使得中国的女性艺术脱离了西方女性主义艺术的范畴，而使其具有了不同的关注点和表达方式。”

郭红梅女士从个人的学术观点阐释了具有女性主义特征的中国女性艺术称谓的合理性。

但是崔淑琴女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崔淑琴说：“大家都提到西方女性主义和中国的女性艺术，却都在避讳‘主义’两个字，并且把西方女性主义当成一个批评的对象，当成一种想象。

其实西方女性艺术不是单数，是多元性的。”

佟玉洁在自己的论文中介绍了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多元表达的三种类型，即性别政治、身份政治和酷儿政治。

佟玉洁把性别政治和身份政治看成中国的前女性主义艺术的类型，其特征为文化质疑性的艺术生产。

而把酷儿政治视为后女性主义艺术的类型，其特征为身体快乐性的艺术生产。

二者的分野在于，前者为建立以女性性别为主体的、多维度的、质疑与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政治发声系统，后者为性别的解构性与超越性是艺术主体的权力话语。

荒林女士把发生在中国的女性主义艺术称为“新女性主义”

。

那么这个新女性主义新在哪儿呢？青年批评家付晓东的女性主义艺术题材论或者身份论的困惑，恰恰是中国女性主义艺术面临的巨大挑战。

付晓东说：“我谈论的艺术家都是以女性身份作为研究对象和作品题材来表述对象的。

实际上作为女性身份的艺术家成功者非常多，但是她们也有很多的人不关心女性主义艺术这个题材的作品。

女性主义艺术为什么现在成为一个避免谈及并被固定化的主题？这有点像后殖民主义艺术身份所遭遇的尴尬。

但女性主义艺术是一个特定的话题，刚才我谈论的这些作品，都是以女性主义内容为核心进行延展创作的一种方式。

我想探讨的是女性主义艺术到底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题材，而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付晓东的女性主义艺术的题材论或者身份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西方女性主义概念的拿来，究竟能在中国的本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靳卫红女士有自己的担心。

靳卫红说：“女性主义的研究和发展必须放置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并且把这一点作为思考的起点。

如果简单的理解女性就是被压迫的对象，实际上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观点，或者说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