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当学术成为女性艺术批评的发声机制 中国女性艺术30年学术研讨会综述（第5页）

我们现在的女性艺术的状况，尤其是在使用‘女性主义艺术’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比较倾向于一个维度，即女性是受害者。

以控诉、呐喊作为艺术的主要部分，而自省的方式在女性主义艺术中非常少见。”

靳卫红提到了女性主义的拿来的问题，以及本土的女性主义艺术创作的表面化问题。

同时，她也困惑中国有没有女性主义的话题。

靳卫红说：“我一直在关注女性主义如何成为有效特定的概念，因为有一个教授说，女性主义是一个伪概念，他这么说我觉得他有他的立场或者是理由，所以我刚才发问的也是我试图想厘清的，在共同面临压迫和伤害的经验面前，我们何以建立一个有效的女性主义概念。”

靳卫红举例了国内对女性主义质疑的态度引起了在场的女性艺术批评家的不同反应。

徐虹女士认为：“女性主义如果不是伪命题的话，就在于它的实践性。”

荒林女士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她说：“女性主义是一个话语体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对抗，或许是对女性主义概念本身的不清楚，就下定义称女性主义是伪概念，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靳卫红的“有效的女性主义”

涉及中国女性艺术的深层问题，即如何以历史观与人文观的切入，自省我们的文化所遭遇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口号式的艺术生产。

徐虹女士的女性主义实践观，在一个男权话语主导的中国现实中的确有它发生基础。

荒林担心的是身处中国的男权社会，把女性气质的温文尔雅仍然看成符合社会政治伦理的标准。

女性主义在中国，不论是作为一种学科意义的方法论，还是一种具有政治意图的实践论，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江梅女士说：“女性主义确定了我们怎样可以超越我们传统的角色设定，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可以创造一种对待社会中人们更积极的一种方式，透过看待性别以消除偏见。

所谓女性主义在中国并没有过时，作为一种艺术策略和思想武器，它依然可以对文化系统中压抑、贬抑女性和女性价值的陈腐意识形态起到消解作用。

而中国女性艺术创作可以在‘女性主义’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基础上走得更远。”

江梅的话语中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学科化的方法论，可以成为我们介入社会进行艺术创作以及艺术批评的视角。

更多的女性艺术批评选择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审视本土的女性主义艺术。

《中国妇女报》副主编禹燕分别从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理念与视角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她说：“中国女性艺术的典型意向与中国生态女性艺术历史价值的推进策略密切相关。”

佟玉洁也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谈了中国女性主义本土化的重要性。

她说：“生态女性主义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一部分是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一部分是社会生态女性主义。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强调的是女性特质，如对生命的本质赞美等。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强调介入现实的社会批判性。

显然，后者比前者更有力度。”

著名学者吴亮认为，生态主义不仅仅是女性艺术家创作的一种策略，任何人都应有生态主义的思维，因为它是一个关于天、地、人的开放的自然与政治空间。

有着美国学术背景的崔淑琴女士谈了政治生态的女性主义艺术，并提出了“跨国女性主义”

概念。

崔淑琴说：“女性主义应超越性别差异，包容广义差异。

跨国女性主义的基本运作体现为民族与国家之间、本土与全球之间、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双向及多元化交流。

交流对话的基础在于充分考虑一个国家的政治地域及跨国走向。

其中包括社会环境、文化历史、发展经济状况与对话交流。

其结果为接纳、认可与性别话语互动的多元观念，中国女性艺术之发展正是源于跨国之间的互动与对话的一种可能性。”

从以上批评家的视角可以看出，女性主义艺术的批评维度，正在以开放的姿态呈现出来，其中，女权主义艺术及批评的年龄段更加年轻化，思想也更为活跃。

女权主义艺术批评及艺术市场

女权主义艺术批评有一个显著特征是性别政治的强调。

徐虹女士说：“我在中国生活，我在男权社会生活，所以我就有权说我是女权主义者，谁反对女权主义，就说明他处在一种虚伪的幻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