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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术成为女性艺术批评的发声机制 中国女性艺术30年学术研讨会综述（第6页）

他被压抑、被剥夺已经内化为自觉。

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处在男权社会这个语境中。

本真主义的性别仍将女性定义在传统范畴中，如果超越本真主义谈性别问题就会更有力量，更有自由的发挥余地，而且对性别问题看得很清楚。”

徐虹女士从事艺术批评从不回避自己的女权主义艺术批评的身份，同时也更强调性别政治的理念。

敢于公开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20世纪80、90年代一代的青年女性，她们在女性的社会处境中所遭遇的两性关系、资本消费、就业歧视等问题上，也表现出了十分强烈的女权意识。

90后的北京大学艺术系的学生顾华盈，在她的报告中更强调女权主义艺术在中国实践中的意义。

作为中国青年女权主义小组成员的顾华盈，曾经参与了女权主义小组反对性暴力、女性就业性别歧视等话题的行为艺术，以及《**之道》等女权主义艺术的实验剧场。

尤其是《**之道》的实验剧场，把一个本土化的女性在现代社会遭遇的议题，通过赋权的形式使女性的解放从被动到主动，按照顾华盈的说法：“改写看待性别暴力的传统视角，不再仅将妇女视为受害者，而是彰显妇女的性自主权和能动性，在传统的控诉和哀怨之外，释放一个正视自己性愉悦的空间。”

顾华盈认为：“女权主义不仅仅是提升妇女的权利，对女性权利的解放有着重要的意义。

女权主义希望体制解决性别相关的政策、法规所面临的问题。”

同样是90后的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学术秘书葛秀之，通过英国女演员艾玛·沃特森（EmmaWatson），作为联合国妇女亲善大使发表了《他为她》的女权主义演讲，强调男女互助中的女权意识的新思维。

由此可见，年青一代具有女权意识的艺术实践已经构成艺术批评的本身。

她们做行为艺术、实验剧场，传播世界女权主义新思维，勇敢地介入社会现实，传达了女权主义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在社会上反响强烈，但也吃了不少苦头。

在禹燕女士看来，女权主义既是目的，也是策略。

如何有效地推进女权主义运动，需要不断地修炼自身。

禹燕女士说：“成为女权主义者要建立性别文明，其中有两个因素，一是要有性别的智商，建立与性别相关知识系统。

二是要有性别的情商，呈现有效的表达方式。

有的女权主义者不了解什么是女权主义，根本就是性别自杀主义。

女权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知识系统的建构。

现在女权主义发展面临很多困境，所以真正要很好地发展女权主义，我们既要提升我们性别智商，也要修炼性别情商。

比如，你和体制之间怎么样对话，怎么样交流，你掌握一个什么样的度，这个真的需要性别的智商与情商的运作。

所以我们要修炼和提升性别的智商与情商，共同来推进女权主义的发展。”

禹燕女士的性别文明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主张在推进女权主义发展的有效性上如何使自己做得更智慧，以便达到女权主义的目的。

在中国，从女权主义艺术到女权主义艺术批评，实践与理论的互动已经有了起色。

清华大学博士生艾雷尔参照了西方从本质主义到建构主义的女性主义三个阶段的理论思维，质疑与批判了中国当下缺乏鲜明政治立场的“小清新”

的女性艺术的泛滥。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王端廷先生，通过介绍意大利女艺术家瓦内萨·比克罗夫特表演艺术中的裸政治的美学主义，建构一种“观看”

的女性主义艺术的性别政治。

北京大学现代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腾宇宁在自己的报告中明确地表示：如何产生针对男权文化凝视政治中的女性被“观看”

对抗性，主动建构一种观看的女性主义立场十分必要。

但是更强调女权主义艺术实践性的李心沫女士有自己的看法。

她说：“中国的女权主义正在进行当中，我非常敬佩她们这些年轻人，她们走在了女权主义运动的前沿。

相比之下，我们做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还很小资，拿着咖啡谈论女性艺术，我更愿意参与到她们其中，哪怕不是艺术家也没问题。”

荒林女士认为，女性主义批评的成长性表现在代际的区别与相承上。

同样是性别政治的女性主义话题，在讨论作品对象时不同年龄段的艺术批评家表现出了代际的区别，同时也体现出了女性主义的文脉相承的一面，并由此构成了30年来中国女性主义艺术多元表达的时代特征。

荒林女士总结性的话语有一定的道理。

作为青年艺术批评家身份的顾华盈和李心沫，她们更愿意把自己的艺术实践看成自己的女权主义艺术批评的一种方式，更凸显了现实社会介入中的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艺术批评的日常性视角显得激进、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