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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女性形象19491976（第3页）

而全国妇联在这之前已经开始鼓励广大妇女“回家操持家务”

。

在1955年全国妇联主办的《新中国妇女》杂志上，主要的文章都是围绕着“家庭妇女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怎样认识家务劳动的意义”

而展开的，通过这些讨论，广大妇女被告知：轻视家庭妇女的思想是错误的，在新社会家务劳动是光荣的，搞好家务、教育好孩子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

[3]因此，在直到1957年时就业问题还依然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女性艺术家在创作中自觉响应国家政策时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对如土改、抗美援朝这样的重大事件或运动的表达，努力宣传新中国的各项政策，而另一种倾向则是自觉地将女性自身形象退回到家庭之内，从而中断了“五四”

而来以女性走向社会为标志的女性解放形象。

二、非家庭形象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新中国政治历史上极为动**的时期，国际上中苏关系开始破裂，国内除了反右斗争和“大跃进”

运动外，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大面积贫困更给新中国动**的局势雪上加霜。

然而与长达10年的“**”

时期相比，1960—1965年间却是画家相对稳定的创作时期。

1957年开始的反右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

以及后来的“四清”

运动都成为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

对于青年艺术家来说，仍然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来表现火热的生活，自觉地遵循党的文艺路线，充当党的各项政策的宣传者。

[4]王文彬的《夯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幅画创作于1957—1962年间，“大跃进”

显然是其主要背景，其意义并不在于反映了“大跃进”

，而是在于宣传了“大跃进”

。

[5]如果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在这幅作品中艺术家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将女性男性化了，并且用仰视的视角给人造成一种纪念碑的感觉，从而为现实中的女性树立了榜样，即：像男人一样强壮，像男人一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朱乃正创作于同一时期的《金色季节》（1962—1963）同样以仰视的视角将劳动场面纪念碑化了，不同的是作品中人物身体的女性曲线部分抵消了男性化的特征，而且身体的壮硕和戏剧性的构图反而加强了纪念碑的特征，还有画面中流露出的人道主义关怀也使得作品与《夯歌》中宣传“大跃进”

的真诚热情有所不同，从某种程度上看，《金色季节》有法国现实主义画家米勒的影子。

然而从女性艺术的视角上来看，《金色季节》也同样存在着将女性男性化的倾向。

与这两幅作品形成对照的是同一时期一些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其中主要包括温葆的《四个姑娘》、王玉珏的《山村医生》、王霞的《海岛姑娘》、邵晶坤的《铁姑娘》、赵友萍的《代表会上的女委员》和单应桂的《当代英雄》等作品。

温葆在《四个姑娘》（1962）中塑造了四个健康而愉快的农村姑娘，分别表现了稳重、羞涩、粗犷和憨厚的四种不同个性，场景不是劳动而是在休息。

这幅具有团体肖像画性质的作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在于其正面歌颂了农村的集体劳动，而是在于突出了女性的个体性格。

尽管中间拿扁担的姑娘已经被男性化了，然而却不能掩饰整幅作品扑面而来的女性气息，对于当时的男性艺术家所塑造的理想女性形象来说，突出女性特质本身就是对其进行的批判。

当然这种批判并不一定是有意为之，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温葆以及类似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有着这种直接的意识，而且与姜燕的《考考妈妈》相比，温葆的《四个姑娘》中也没有了那种真诚温馨的家庭氛围，反而有一丝感伤的意味在里面，这也许与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有关系。

1962年，当中国大范围的贫困在延续时，无论在新中国的政治高层还是在社会上，对“大跃进”

以来的集体劳动都开始出现一种质疑的情绪。

王玉珏的《山村医生》是一件更为典型的作品。

王玉珏在《山村医生》（1963）中所塑造的女医生形象，如果除却了医药箱和药棉等标志性事物，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个娴静温柔的青年女性，尤其是草帽旁边的那朵红花，更是显示了女性的爱美之心。

无论此幅作品的创作原因是什么[6]，这种直接注重女性美的塑造都直接挑战了整个时代对理想女性的要求。

而且这种对女性美的描绘，也在作者的另一幅作品《农场新兵》（1964）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